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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禹传子，家天下。
自从夏朝诞生后（虽然至今尚有争议，但主流是倾向于曾存在过的），中国又历经了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等若干朝代。本文选择的时代，就锁定在大唐，或者说的更确切些，是大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至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年末，其实延伸一下，也可以延到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年初，算来足有八年左右。
无论哪一个朝代，都有兴盛和衰落，而往往动乱就是促成兴衰的催化剂。大多数的催化剂都是加速了朝代的衰落。其实历史从来就不乏“之乱”，挑几个有名的，像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南朝梁侯景之乱等等。不过，似乎有的动乱也起到了“副作用”。譬如，同样是唐朝，同样是政变，玄武门前的刀光剑影曾几次决定着大殿上宝座的归属，李世民的政变使贞观之治提早来到，而李隆基的政变则终结了朝廷的混乱，从而开创了开元盛世。
但好运走到了头，如果自己对所得不加以珍惜，那么就注定有一天会将好运气挥霍殆尽。玄宗老了，累了，似乎也烦了，于是佳人在抱，骊山宫中，悠哉游哉；至于朝政，内事不决有宰相，外事不决有边将。玄宗无论如何都不肯听信别人说安禄山会谋反，他对此事的置若罔闻，仿佛是无数次的重复着一句话：我信得过他。然而最后，就是这个最让玄宗信得过的人，狠狠的抽了他一耳光。幡然悔悟的玄宗为着他曾经的糊涂付出了许多代价，然而什么都晚了，人们在错愕惊讶之中，看到了一场放之于历史之中都堪称是一场大变的动乱，我们姑且称为“大唐惊变”吧。
肃宗从玄宗手中接（夺？）过的天下实在糟得可以，他必须要面对一个纷乱的局势。然而，肃宗至死也没有看到战乱平定，他当政的几年完全处于战乱中。肃宗好容易收复了两京，又狠了狠心，几乎是出动血本准备剿灭叛贼，然而却被一场大风搞乱了计划。好容易又重新占得优势，却因为急于求成反倒落个大败。可怜的肃宗，在一片喧闹声中，无力的看着自己的妻儿陷入悲惨的境地，自己却是无可奈何，与高寿的玄宗先后去世，于是重担落到了代宗的身上。但叛军内部的变化比大唐还要剧烈，一次次发生的政变削弱了他们的实力，每一次变化都带来人事的调整，都带来人心的不稳，甚至带来大屠杀。最终，熬到筋疲力尽的双方，都无力再支持下去。所以当叛军中最后一位主帅自杀后，唐朝也很识时务的接受了叛军残余势力的投降，尽管这是为日后的大唐带来藩镇之乱的祸根，但我相信，即使预先知道以后的事情，代宗皇帝大概仍然会皱着眉头接纳降者，无论如何，谁也熬不下去了。这个不是咬咬牙就能挺得住的事情，因为大家已经咬了八年的牙，现在连牙都快咬掉了——牙要是掉了还拿什么来咬呢？
记得有人说过，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唐王朝有可能比今天历史课本上记载的时间更长。的确，那般强盛的唐朝，如果不是这么一次使人口锐减、使经济萧条、使国力耗竭的重击，也许唐朝会像一个人那样慢慢老去直到逝去，又怎么会“突变”呢？兴则万国来朝，衰则一落千丈，和别的王朝相比起来，也算是大起大落了。自然，表面上的变化，背后蕴含了诸多因素的积累。而一旦条件成熟，这场大乱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而且几乎一发不可收拾——事实上，双方都有机会尽早把事情搞定，但双方又都各自犯了许多错误，才使安史之乱拖了这么许久。从唐朝这方来说，虽然看起来很多时候都是胜利者，但一不留神就闹出个大败来，大败不需要很多，只要一次，就足以前功尽弃。于是力量就这样很遗憾的被消耗掉了，若这些“无用功”花在对付叛军的身上，也许唐朝是可以彻底消灭安史余部的。不过叛军那边失算更多，能撑这么久已经很“了不起”了。
往事越千年，如今那场大乱早已陈封在历史的积淀中，但我们通过诸多史书还能依稀感受到当时的惊心动魄、荡气回肠——史家用文字铺成了一条路，辗转反侧，峰回路转；我们的心也随之时悲时喜，跌宕起伏。本文将围绕安史之乱向您展现这场使一个朝代发生剧变的事件——大唐惊变。
引子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公元756年六月十三日，一些大臣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大明宫，准备早朝。尽管昨天人数就已经减少很多，据说十无一二，但总会有人来不是？然而，他们忽然间发现，不但自己的很多同僚没有到，就连宝座上的皇帝都不见踪影，整个朝堂之上空空荡荡，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于是所有到场的人们面面相觑——皇帝去哪了呢？
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刚到大明宫不久之前的几个时辰里，在这个漆黑的黎明，昨天还下诏说要御驾亲征的唐玄宗，带着自己的子孙嫔妃，从皇宫中匆忙的出来，直奔长安城的大门，然后向西逃之夭夭，溜之大吉。
后世有人责怪玄宗没有带上他的大臣一起出逃，但事实上玄宗已是顾不上了，就是自己在宫外一时无法找回来的子孙嫔妃，也都没法带上，何况大臣们呢？
玄宗不是第一个出逃的皇帝，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的这次出逃却是非常有名的。其实面对将要被攻破而且是没有希望再守得住的都城，皇帝的选择无外乎有三，一是顺其自然，二是出逃，三是殉国。做第三种选择的皇帝少之又少，就朱由检勉强算是一个，但他在多次或主动或被动的否定了出逃方案之后，最终还是忍不住逃出了紫禁城，只是后来实在逃不出去了；不肯过江东的项羽历来受人尊敬，可惜他又的确没有皇帝的名义。顺其自然的皇帝大多在投降之前反抗一下，毕竟谁也不愿意一上来就做俘虏。算算古来投降的皇帝可真不少呢，倒是陈后主很有个性的逃到井中企图逃过一劫，然而当隋兵要向井中扔石头的时候，这个写过“玉树流光照后庭”的南朝最后一位皇帝，也只有大声呼救了。
出逃固然比不上殉国的壮烈，但和坐等比起来毕竟还是“有为”的，虽然两个听来都很让人气馁。比之于出降，出逃有一样好处就是可以保住有生力量。像唐玄宗这次出逃，确实比他在长安城坐等叛军破城要好，否则唐朝皇室全都被杀，那么唐朝就真正的灭亡了。
这么说好像有鼓励“出逃”之嫌。呜呼善哉善哉，如果能不到这种地步，而都像面对突厥大兵压境却胸有成竹的唐太宗那样，又何必讨论取哪种选择呢？如果玄宗后期能不那么昏聩，又何来安史之乱呢？ 第一章 从此君王不早朝
事情都有起因、经过和结果。这一部分说一说安史之乱的起因及初期阶段。
经过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天宝年间的玄宗一下子松懈了下来。不想，他、唐朝乃至整个天下都为他的松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只用了一年，安禄山就攻到了长安。唐军虽然有反抗，并且安禄山途中也没有特别的顺利，但总体上却是呈现出一面倒的势态。
这就好像一个大汉正往前走着，忽然从天上飞来一个不明物体，重重的砸了一下脑袋。结果大汉被砸晕了，伸出手来胡乱抓了一气，最后仍抵不住头晕目眩，咣当倒地……
开元与天宝，几乎就是唐玄宗奋发有为和怠于朝政的分界。不过也只能说是“几乎”，因为开元后期玄宗就已经有这个苗头了，李林甫开元二十二年列入宰相中一员，似乎是发出了某种信号。这意味着，此前以张说、张九龄为首的文治集团，必须和吏治的李林甫等人合作了。
开元之初的姚崇，偏重于吏治，而自张说开始，偏重于文治，这时文、吏之争也几乎同步隐约存在了。开元后期的这次“组阁”，玄宗任命裴耀卿、张九龄和李林甫三人为宰相。从人选上看，还是比较合理的——张九龄是文治，李林甫是吏治，而裴耀卿虽然被看成是张九龄一党，也确实和张九龄更亲近一些，但他并不是每次都支持张九龄的意见，有时也会站在李林甫一边，因此可以充当调和人物。如果这个“三人班子”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仍然可以维持开元盛世。事实上，在他们共处的期间内也确实做出了一些政绩，比如粮运改革、营田和土地开垦，以及财政制度的合理化、各地按察使的设置等等。然而这个班子又注定长久不了。张九龄为人正直，遇事不管大小都要力争，李林甫则是一位十足的政客，巧伺上意，三人闹翻是迟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