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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质问：‘如果《后十条》和《前十条》发生了矛盾，以哪一个为准？’彭真说：‘当然是以后面的文件为准，《后十条》就是对《前十条》的补充和发展嘛。’市委秘书长项子明和殷汝棠到河北省委取来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报告》录音，广为播放，并在通县以‘桃园’为样板，按照《后十条》的要求进行四清。据初步统计，不少出身地富家庭的子女由于忍受不了歧视而卧轨自杀。有一个平时表现很好的地主儿子，年仅十七岁，几次报名参加民兵而不批准，一怒之下，跳进了水库淹死了，……”
毛泽东看到这里，站起来凝望着院子里的几颗松柏树叹惜，对江青、田家英说：“要允许出身不好的青年革命嘛，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嘛。是哪个皇帝规定出身不好的青年不准参加民兵呢？不但民兵可以参加，而且可以参加解放军，参加共产党，可以担任各级干部，只要本人表现好。如果允许这一条存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就得一半以上的人统统赶出去了。怎么能有这样的规定呢？”
江青说：“这是少奇同志看了一些材料后，匆匆忙忙写进他的那个《后十条》里的。”
“形而上学，完全是形而上学！”毛泽东说完，继续往下看材料：
“一九六四年底，刘仁按照‘桃园经验’在白庙蹲点，彭真把白庙蹲点‘经验’送给刘少奇，刘少奇看后称赞说：‘很好’。就是这个经验里，把活活逼死的两个会计说成是‘畏罪自杀’。有三十多个社员遭到了批判斗争，一个社员因为对工作队的某成员进行了顶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遭到逮捕。
“一九六四年，由全总书记领导的工作队到石钢炼铁厂搞四清，整了该厂的当权派，立即引起了彭真、郑天翔等人的不满。他们对工作队施加压力，说：‘这个厂的干部是市委定的，你们不经市委不能随便撤换。’工作队坚持原则说：‘这个厂的领导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工人反映很大，非撤换不可。’彭真火了，说：‘我们说不行，怎么能不听市委的指示呢！’就求救少奇、小平同志。果然，彭真和郑天翔把状告到了刘少奇那里。一九六五年三月，刘少奇在关于北京市的四清运动的指示中，说：‘《二十三条》里的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得看看具体情况。石钢的工作队不听北京市委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公开要包庇石钢的当权派，他对彭真说：‘你们要求工作队和厂党委共同商量，把生产搞好。’邓小平还说：‘如果工作队一意孤行，就让工作队检查，工作队不检查，工作队长要撤！这个工作队没有搞好，让他们再搞一期。’于是彭真和北京市委打着贯彻刘少奇、邓小平指示的旗号，一再逼工作队说：‘问题通天了，总书记说话了，赶快检讨吧！’而且在四清后捏造事实，把炼铁厂捧为‘大庆式企业’以势压人。”
毛泽东指着这个材料对周恩来说：“这样的四清岂不是走过场，岂不是打击工人的积极性吗？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人所欺骗。有的人名义是在搞四清，实际上是在斗斗群众和工人就收尾了。”
“一九六四年，陈伯达领导的中央四清工作队在通县高各庄大队搞四清，发动群众斗争了生产队长豆子祥和县委书记刘拓，再次触及了彭真、刘仁、赵凡他们的利益。彭真指示他们写了一个报告给刘少奇，攻击中央四清工作队和陈伯达是‘打错了靶子，整的干部从历史上看都是好的，是跟着党走的’。刘少奇看后，对中央工作队和陈伯达横加指责，说什么‘斗争方法不好，运动搞得不深不透，没有养成好作风’等等。彭真拿着这个指示，为豆子祥翻案，打击中央工作队。彭真指着陈伯达说：‘你们说我破坏四清运动，帽子太小了，北京市的干部就是真有问题也是我这里负责，不能让他们负责。不管你们是哪里派来的工作队，也要和市委商量，也要征求市委的意见，说穿了就是要征求我的意见。不征求意见就是错误，你们就得检查。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能碰过谁！……’”
毛泽东看到这里，微微笑道：“这个彭真，果然是厉害！他要把北京变成彭家的天下，是不是？你陈伯达斗不过他吧？”
陈伯达说：“我可是斗不过人家！戚本禹同志曾经批评了刘仁的一次讲话，说刘仁的态度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对群众采取打击，包庇走资派’，触及了彭真、刘仁、赵凡等人，他们马上写了一个包庇刘仁、攻击戚本禹同志的报告，上报中央。彭真在口头上向刘少奇和邓小平汇报时，极力为刘仁开脱责任，说戚本禹‘骄傲自满，乱打旗号’。刘少奇包庇刘仁过了关。在刘少奇的默认下，彭真、刘仁利用《四清简报》围攻戚本禹同志，说‘戚本禹在四清工作中机械地套用整走资派的框框，专整一些好干部，他听的都是一些落后社员和四不清社员的意见’等等，千方百计打击在大队搞四清的关锋和戚本禹同志。”
毛泽东说：“那你们就应该好好地调查一下，拿出证据来。”
陈伯达说：“一九六四年二月，刘少奇和彭真、刘仁一起，制造了一起关于北京友谊公司特艺前门门市部干部王景瑞同志的案件。王景瑞同志曾经给中央写信，揭发了刘少奇的所谓八大罪状，但信落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同志手里，田家英把信批转北京市委，并批示说：‘对此人造谣应予追究’。北京市委彭真、刘仁立即把王景瑞同志打成‘反革命分子’、‘疯子’，撤了王景瑞同志的职，把王景瑞关进精神病医院。王景瑞同志在医院以绝食抗议对他的政治迫害，竟被按在床上，用鼻饲的方法灌他吃东西，用打催眠的方法使他昏死过去，对他实行种种法西斯暴行……！”毛泽东说：“这件事也要查一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情况属实，田家英也要查办。我们的党为什么不允许群众批评？怎么能把给领导包括中央领导同志提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我对这些事情历来反感．就是反对我的人也不定是反革命嘛！”
江青给毛泽东读一份材料：“一九六四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中组部的同志向安子文汇报说：‘党中央已经批评了乱整社员的做法。’安子文立即发火问：‘中央？谁是中央？北京中央负责人很多，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才能代表中央！其他人谁也代表不了中央！’”毛泽东一听也火了：“这个安子文也是太猖狂了！难道说他心目中的中央就是刘、邓这些人？那好，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承认不承认我这个中央！”
陈伯达继续说：“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安子文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的暗示下，曾经提名彭真同志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杨尚昆担任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要把这些人直接提到最高级别的职务上来……”
毛泽东说：“是的，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时，我给他们否定了！在提拔干部的问题上我还是要严格地把关的，如果不是这样，现在的问题就会更加严重。”
陈伯达说：“一九六四年十月，刘少奇叫彭真告诉林枫，在党校把给亚、非、拉美学生教课的任务担负起来，计划利用讲台向亚、非、拉等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干部进行我们国家的教育，实际上是要树他们个人威信……”。
毛泽东点点头：“是我反对的。对来到我们国家避难的革命者，或者是取经的同志，凡是外国人，都不要强迫他们学习中国的经验，只要求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这样才能够真正完成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搞大国沙文主义不好，我们不要搞。”说到这里，他转身问道：“我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下达后，北京有什么反映啊？”
江青说：“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看，一九六五年初《二十三条》下达后，彭真连续作了几个关于《二十三条）的报告，都是事先与刘少奇同志商量好的。彭真说：‘《二十三条》只是一个纪要，里面的一些东西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要到处死搬硬套。有人把这个文件和“桃园经验”对立起来，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刘少奇称赞彭真在通县作的报告：‘是个好报告，既不伤元气，又向各种人说了话。’邓小平也称赞通县的四清是‘通县的经验很好，搞得快，问题解决得快。准备批发全国，材料已送刘少奇’。于是到处都是宣传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