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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姿态出现，来反对正确的东西，革命的东西。”毛泽东说到这里，目光在每个人脸上扫了一遍，用以观察一下在座的每个人的表情，然后继续说：“第四个特点，有折衷主义倾向的人，总以为自己很有政治，事实上他的脑子里政治缺少得很，少得可怜，这些同志所谓很有政治，充其量不过是‘口号在嘴上，保证在纸上，决心在会上’而已，他们在小声地喊一句突出政治的话后，唯恐人家把他的这句话听去了，于是就要紧跟着喊‘要突出业务’，好像不这样做，就不舒服似的。这些人总是拼命地刁难政治干部，实在是令人感到奇怪。”
刘少奇听到这里，就已经深深地感到，毛泽东的这番话完全是有所指而且绝对不仅仅是在指罗瑞卿等人，甚至有更高层次的含义。
这时，毛泽东的讲话已经到了尾声：
“第五个特点，是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因为它把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搞错了，把灵魂抽去了，其结果就一定是：小则只是单纯业务观点，大则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我的总结是：凡是有折衷主义观点及其倾向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点，这就是从他们的思想深处来说，是反对突出政治的，他们不是把突出政治放在第一位的。我讲这么多，也是从理论上反击罗瑞卿这些人的错误的。能不能改，就看你们批判的结果了。林彪同志有什么话，也可以讲一讲。”林彪只讲了一句：“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在突出政治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们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在解决罗瑞卿的问题的材料上，毛泽东又于十二月八日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是的，毛泽东这个时候已经考虑成熟，一场蓄谋已久的革命方案悄悄地开始实施了。
在毛泽东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不停地革新和斗争的过程，社会矛盾和人类斗争永远不会停止。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阶级斗争贯穿在整个历史过程里。
第二十四章 一山二虎
＇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引发了一场大纠纷……＇
刘少奇看到田家英送来的《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关于哲学的谈话》时，已经是晚上十点以后了。他打电话把田家英叫了过来，一块和他研究这篇谈话。刘少奇看得很仔细，在认真地品味着毛泽东的话：“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三篇文章。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上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群众对他们很有意见。现在有个孙达人的，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进行了批判，我看批判得好。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里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又变为‘扶清灭洋’，这才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走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来。《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是彻底的卖国主义的。为什么有人要说它是爱国主义呢？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一些开明的措施。这些都是现象，没有看到本质。”
刘少奇看到这里，问田家英：“毛泽东同志没有讲是谁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吗？”得到田家英否定的回答后，他沉思了一下，说：“我记得他已经好几次讲过这个问题了，是一般地讲讲，还是另外有什么所指？这个问题你要注意一下。毛泽东同志对文化方面的争论是抓得较紧的，主要有江青在那里叨咕。”刘少寄想了想后，又问：“这一次他没有提到他那九篇文章的事情？”田家英说：“好像略微提了一下，是对陈伯达和关锋同志讲的，说是那九篇文章暂时不发了，等他死了以后让别人来发吧。”
刘少奇点点头说：“那就等着他死了再说吧！”然后，继续往下看：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和农村去搞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得那样多。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出身农民，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农村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作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里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这话说得很透彻呀，值得深思呀！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话我也没说过，但是这话是很有道理的。现象是看得见的，能够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本质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的见，就不需要科学了。所以，我们要逐渐的接触实质。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小本子，有些常识就好。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了。”
看到这里，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这个意见和感觉是正确的，我们在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怎样解决呢？我考虑了再三，是要从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上来考虑。实际上，这两种制度是结合在一起的，既是劳动制度，也是教育制度，农村办半耕半读学校，城市办半工半读学校，彻底地解决一下我们现在教育制度的弊端。”田家英说：“主席在谈话中可是没有提到你的两种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的问题，反而讲了一些其他的话。”刘少奇警惕地问道：“什么话？”
田家英迟疑了一下，说：“他说你是在建立你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可以独立称王了。”刘少奇故意漫不经心地说：“他是在开玩笑，他和我当面也这样讲过。”于是，他们继续往下看毛泽东的谈话：“我会给我的孩子说：你下去学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叽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着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他家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些小的概念。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我看大学的教育应该改革。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现在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刘少奇问：“这个姚文元，近些年来非常活跃，写了不少东西，你对他了解吗？”
田家英说：“他是张春桥推荐给毛主席的，我知道毛主席单独地会见过他几次。详细情况就不了解了。但是张春桥这个人可是有问题的，过去写过许多有问题的文章……”刘少奇转过脸来，问道：“你有根据吗？”
田家英说：“我带来其中的两篇。”说完从文件包裹取出两篇张春桥早年写的文章，一篇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发表在汉口出版的《战地》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的《韩复渠》，另一篇是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发表在《大晚报》副刊上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刘少奇问道：“你认为张春桥的文章里有什么错误吗？”田家英说：“《韩复渠》这篇文章里的错误主要是替国民党反动派辩护……”
刘少奇放下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先看起张春桥的这篇文章来：
“去年，上海文艺界的同志们集体的写过一册小说：《华北事变演义》。在里面，我把韩复渠写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