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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把周恩来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部长。
刘少奇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总工会名誉主席等要职。一批长期革命的军政要员，如东北局高岗、西北局习仲勋、华东局饶漱石、西南局邓小平、华北局刘澜涛、北京市彭真等陆续调到中央，担负中央重要的领导职务。过去，由于分散作战，各自为政，形成了各种山头和派系，毛泽东不得不承认和加以照顾，加以考虑。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他为核心作为出发点的。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统帅，他懂得如何平衡权力，如何调整各个山头的矛盾和隔阂，如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发挥他们的作用。
毛泽东把全国的整个工作，作为一盘棋子。他是操纵和安排、调动棋子的一方决策人。另一方的对手呢，他认为应该是时间老人，或者叫历史老人。至于王明、李立三、刘少奇、高岗等人，根本不在他的眼里。
十月十七日，刘少奇在政协党组第二次党员大会上，提出：“必须要联合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中国资产阶级今天拥护我们，我们没有理由剥夺他们经济上、政治上的权利。这个问题大家认识不到，我们这个国家就连一天也生存不下去。”
十月底，刘少奇在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现在的知识分于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这一点可以告诉你们，确定为工人阶级的，也是领导阶级的，在座诸位大多数都在内。没有多数知识分子的参与，我们这个国家是不能建设好的。”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建设这个国家，是刘少奇治国的一个出发点。
彭真在北京的高等院校中也开始推行“教授治校”方针，让教授选举校务委员会管理学校，提出：“在这里不要再说什么党的领导。”他在私下说得更清楚：“我们干不了的事情，为什么不放手让人家干呢？该放手的时候必须放手，不然就会出乱子的。”
十二月一日，在全国总工会招待亚洲各国工人代表会议上，刘少奇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和道路，并不是普遍可以运用的。同志们，不是一切国家、一切地方都可以进行武装斗争。帝国主义曾经允许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战后选择自己愿意的政治制度，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就产生了一种可以通过议会道路来夺取政权的可能。如果你们机械地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那就会付出相当的损失和代价，而且并不一定能够成功。”
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谈到经济恢复工作时指出：“我们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也是有办法的，有希望的。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
这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五零年三月四日，毛泽东长时间地访问苏联，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会面，在得不到西方国家和自由世界承认的情况下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肩上的重重压力得到了许多的缓解，这对他决定彻底一边倒，下决心走苏联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激动地谈到这个条约时，说过：“中苏友好条约大长社会主义阵营威风，对帝国主义是个沉重的打击，对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将起着重要作用。今后我们要用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中苏两党两国的友谊，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破坏这个友谊。”
这年公安部刚刚组建，刘少奇提议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开始时，罗瑞卿不愿担任，提出疑问：“公安部和社会部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公安部究竟是政府的还是党的？两者比较哪一个权力大？”刘少奇回答：“公安部是第一个重要的部，是社会部、又是公安部，是政府的、也是党的。”罗瑞卿听了这个解释，走马上任了。毛泽东也明确地说：“今后我们的公安部要在镇压反革命，清除国民党的余孽、残余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权力职能。”他还有言外之意，即如果不把政权的基础打牢靠了，政权不稳固，要想走什么社会主义的道路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从国民党手里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他需要他的这批跟随他多年的战友和同志，包括他认为所有的同路人……
毛泽东有他自己的想法和部署，别人说什么、议论什么在他看来根本无足挂齿，统统都是不算数的。他深信他的力量，只要自己把牌一亮底，任何不同的议论都会嘎然而止。
第二章 勾心斗角
＇彭德怀事件，成为毛泽东的一块“心病”，是因为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联系着，他有赫鲁晓夫做“后台”：作为政治家，既然把敌手打翻在地，就担心他会在翻起身来。翻案和反翻案的较量，是政治斗争中的一种常见的现象……＇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虽然撤销了彭德怀的职务，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得到苏中中央的支持。为此，毛泽东一直恼怒：赫鲁晓夫搞掉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等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反对，而是积极地配合了他们，为什么赫鲁晓夫要在彭德怀的问题上如此作梗？
当年赫鲁晓夫派米高扬专程向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通报马林科夫等人的问题时，毛泽东稍加考虑，最后决定认可和支持。他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支持苏共中央的这个决定，为此，我接受赫鲁晓夫同志的邀请，参加十一月初莫斯科举行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和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但是，两年后，赫鲁晓夫却对中共中央向他们通报的《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大为反感，公开说：“彭德怀是苏联人民的朋友，我们认为彭德怀同志并没有什么错误，我们和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他是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和英雄，也是我们苏联人民的朋友，希望中共中央能够重新反省这个问题。”
这意味着毛泽东错了，应该下台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震怒了。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赫鲁晓夫没有资格在我面前摆谱，他在十月革命的时候连党员都不是呢，他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从他反斯大林的那天起，我就看出他不是一个好东西！对这个人，不要客气，该顶就顶，要讲点原则。”从此，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骤然恶化，一场国内国际的危机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面前。
赫鲁晓夫自恃大国地位和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角色，以为他的每一句话都会产生威力，会迫使毛泽东接受他的意见。所以，他信口开河地对中国共产党的事务大发议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手划脚，在国际上也摆出一副为所欲为的样子，全然不计后果。很多人都看出，赫鲁晓夫显然低估了毛泽东的胆略和勇气，也低估了毛泽东的忍耐力和积累了四十多年的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及其超人的智慧。
生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的毛泽东，最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最底层社会人们的生活和愿望。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十八岁的毛泽东参加了起义的新军，体验到了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和作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他接触到民主、自由的新思潮和十月革命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成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理想和信念，造就了毛泽东决心改变中国社会的志向，使他放弃其它人生道路，成为一个职业的革命家。
一九二零年秋天，他在长沙创建了秘密的共产主义小组，他并不满足把这样的小组作为一个理论和学术的研究团体，仅仅靠清谈和讨论过日子，而是明确地认为自己的责任是改造中国和世界。于是，他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认识到自己找到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并决心为之而献身。一九二三年六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那时，他就对陈独秀等人的书生气和学究味表现出极大的反感，认为由这样的领导人来指挥中国的革命，很难成功。他洞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和认识到中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后，充分感觉到建立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的必要。
一九二六年三月，针对蒋介石发动的逮捕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