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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强调：“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个任务在现在应该是当务之急。”
一月十日，刘少奇在接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我们中国的资产阶级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愿意接受改造，愿意拿出自己的工厂跟国家合作的。这和外国的资本家不同。实际上，全行业公私合营并不是我们要这样的，是资本家自己要这样做的。我国的这种情况，就使资本主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成了经常现实的可能。”
在这次谈话中，他还说：“别人怎样说你们我不管，我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铁托同志领导的党是马列主义的党。我们之间共同的东西很多，差别和不同的地方很少，在最基本最主要的方面都是一致的，我们应该加强合作。”
二月十四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场。在这次大会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开始大反斯大林和反“教条主义”，正式提出了一条“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路线。特别是苏共领导在党内开展的反对个人迷信和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得到了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连续看了几个晚上。
毛泽东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谈话时说：“斯大林逝世后，我就感觉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又要出点事情了。现在我们应该实行以我为主的方针，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自己身上，不要再轻易地盲从苏联。我的这些话对外不要公开，也要防止有人向苏联同志透露。总之，我们不能出现里通外国的人，这个外国从现在开始要包括苏联。”
二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给交通部的指示中，说：“你们提什么资本家的代理人，资本家的财产都交了，就不是资本家了，他们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在政治上是可靠的，思想上有资本主义残余，就在我们这些干部中也有嘛！什么资本家的代理人，如果你们要找，就来找我好了。你们要吸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资产阶级专家参加交通部的领导。不要以为那些人提拔起来一定比你们交通部的领导人差。依我看，现在领导同志中间没有懂技术的和以前长期有专业的人，只是一些打过游击的班子，我们有不自觉的宗派主义呀。你们不懂得技术，又不好好地虚心学习，怎么能谈得上建设？”
当有人提出最近几次防“左”是否提得多了些，反右并未根本解决问题时，刘少奇马上反感地说：“右倾无非是客观变化快，主观跟不上罢了。有些人的脑子太热了，动不动就冒进了，这也要防止嘛。右倾有右倾的好处，就是稳重一点，不要都搞得那么左，到时候连个拨冷水的也没有了，岂不是一言堂了吗？毛主席就是主张我给他泼点凉水，他才能头脑保持清醒。他就是这样跟我谈的。这也是好事嘛！”
一九五六年三月八日，刘少奇在给文化部党组的指示中，说：“文艺改革千万不能勉强，怀胎不够不要硬生孩子。现在我们的京戏艺术水平已经很高了，你们不能轻视，不能乱改。戏可以改，但是不要大改，有害稍改，无害不改。动不动就要提京剧改革。我不知道要改成什么东西！同时，我主张让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影片也在国内放映，世界各国的电影，只要无害的，能介绍情况的，帮助了解情况的都可进口；有些改良主义的，也可进口。苏联的《天鹅湖》看了可以提高兴致，《巴黎圣母院》的艺术性很高，也有教育作用。现在对文艺批评太多，特别是口头批评和品头评足太多了。中央一些负责同志看戏不许议论不行，但是你们可以不听。省委决议也有不正确的，都可以讨论，外行提意见，应采取商量的态度，不要站在作家之上。我们的一些高级干部实际上是放牛的出身，连什么是自己的名字都签不了，还要横加指责，岂不是乱套了吗？所以，你们不要相信他们的神话。对他们的错误，你们也可以批判。在艺术团体和部门，可以搞高工资、高待遇政策，好演员工资就是要高些，吃得要好些嘛。这有什么不好？我主张搞民间私人剧团。不要把我们的艺术统统都由国家统管起来，这样弊多利少，你们想一想是不是？”
江青得到刘少奇的这个讲话记录后，生气地对毛泽东说：“少奇同志讲话越来越离谱了，他说别人不懂文艺，他懂得多少？怎么对什么问题都要发表一通议论呢？也不和你商量商量，就敢决定一些大事！我和他讲过一些意见，他半句也没有采纳。”
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先后在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时，都着重指出：
“对斯大林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否定一切。总的来说，他是功大于过的，对斯大林要有一个全面估价。我不赞成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
赫鲁晓夫对我们和中国的一些领导人说：“你们的毛泽东不同意我们批评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是他很想在中国搞他的个人迷信。他有点像斯大林。”
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这篇文章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点名地批驳了苏共二十大的一些观点，回击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言论。文章指出：“斯大林创造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斯基分子、季诺维耶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指出：“我们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四月三十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上致词，提出：“社会主义只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我们党为消除落后而斗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前进的一种动力。只有逐步增加个人的收人，改善个人的生活，劳动者的积极性才会不断提高，先进生产者运动才能获得巩固的基础。”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作了一些具体的解释。五月十三日，刘少奇在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学谈话中，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百家争鸣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了。百家争鸣的口号是别的同志提出的，毛主席不过是把它提高了，提到双百方针的高度。我们党内有很多东西也不是毛泽东提出的，毛泽东只不过加以总结提高。为什么要提百家争鸣？就是要反教条主义，不要一家之言，我们都要学会自己独立思考，不要怕，什么都可以怀疑。在科学上就要有探索精神，以为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正确的，这也是一种盲目的崇拜。苏联为什么要在二十大上批评斯大林？他在苏联肃反时杀错了许多人，我们过去也不晓得那么多的事情，听了苏联的同志的介绍，我都吃惊，真不敢相信是斯大林干的。这些事情都是要否定的。与其将来否定，不如现在否定。”
五月二十六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说：“实行双百方针，我看可以和资产阶级在思想上搞统一战线了，文学上必须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发展，就是《红楼梦研究》也可以继续出，也是一家之言嘛。”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中，说：“现在大家讨论关于新华社的性质问题，依我看，你们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反而好一些。新闻报道的方针，你们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要面对客观，不要动不动就讲阶级性，你们的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兼顾思想性、艺术性和兴趣会更好。总之，千万不能只强调政治性，强调立场等等。现在我们的国际新闻报导只有一面：骂美国，说我们好。这种片面性的报导，会造成假象，培养主观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