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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月二十五日和二月五日，刘少奇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了两次话。
一见面，刘少奇就说：“你要求和毛主席谈话，毛主席决定不和你谈，委托我们和你谈话。中央希望你对你的问题不要再抱有任何的幻想，你的问题是属于反党的，搞阴谋活动的，党不能容忍的错误。你目前的态度在政治上是流氓、生活上也是流氓，我们只要在全国全党公布你的问题的百分之一，你就完全臭了，彻底臭了！”
周恩来也说：“你的生活上和政治上一样，都是难以启齿的。你如果老老实实地愿意在全会上检查你的问题，那是可以的，如果还要在全会上另搞一套，企图煽动一些人继续反党，我们必将给你以最沉重的打击！”
邓小平也说：“可以告诉你，毛主席已经休假，他不来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完全由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主持。毛主席在你和刘少奇、周恩来的问题上明确地选择了少奇和总理，而坚决地批评了你，这一点你应该清清楚楚。所以你在全党范围内是不会有任何的市场的。”
一九五四年二月下日至十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彻底解决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开幕的这天，刘少奇受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委托，在会议上作了报告。报告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在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以来，我们党的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党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的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斤斤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甚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
这次会议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四十四人作了发言，揭发和批判高岗、饶漱石的所谓反党联盟的罪行。会议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认为敌人总是要从我们党内寻找它的代理人的。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作了结论，并就自己工作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南方听取了林彪的意见后，电话指示刘少奇要彭真检讨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彭真在会上作了一个简单的说明后不再讨论了。后来，林彪报告毛泽东：“彭真的问题在刘少奇包庇下，蒙混过关了。其实，彭真和高岗都是有严重问题的，并不亚于饶漱石的问题。”
二月二十二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给赫鲁晓夫写信，要求将留苏学生的党支部交苏联的党组织来领导。团中央的负责人也立即写信给谢列平，要求将中国留苏学生交苏联共青团组织管理。有人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说：“这和高岗同斯大林秘密联系有什么区别？刘少奇这样做，实际上是将中国留苏学生的党团组织置于苏共的控制之下。将来对我们的工作有好处吗？”
一九五四年六月，刘少奇观看北京人艺上演的曹禺的名著《雷雨》后，赞不绝口地说：“深刻！很深刻！非常深刻！我看，繁漪将来是可以做共产党员的。”康生听到这个消息后，对江青说：“少奇同志在文艺上的思想和方针和我们的看法有很大的差距。譬如《雷雨》这出戏，明明是极力美化资产阶级，鼓吹‘人性论’和宣扬阶级调和的反动戏剧嘛，但是这个三十年代的剧目，却受到了少奇同志的赞扬，使曹禺在许多的方面对抗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文艺路线。”江青摇摇头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在二十七日的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刘少奇在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时说：“不少同志主张宪法应该明确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作用，但是我们认为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对我国革命事业的伟大领导作用是不适当的，而且也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一点。这对团结和争取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海外的同胞是有好的作用的。”
在谈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他说：“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让资本家们有一个必要的时间来考虑和准备，以逐步接受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在我们的整个过渡时期还要起重要的作用，譬如在扩大生产，改进企业管理和生产技术，培养和训练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等方面，还可以作出一定贡献。实际上看，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不是遥遥无期的，总要结束的。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还要积极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这要和破坏同农民的联盟的行为区别开来，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积极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绝对不是要立即剥夺民族资产阶级，而是要他们作我们的同路人。一切愿意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党和阶级，都应该是我们的朋友。”
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刘少奇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也当上了副委员长的职务。
九月，《文史哲》发表蓝翎和李希凡合写的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这篇文章一出来，立刻受到江青的重视，她向毛泽东推荐了这篇文章。
毛泽东用一个晚上仔细研究了这篇文章后，马上指示江青向全国介绍和推广这篇文章。江青亲自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周扬、邓拓、林默涵等人，说明毛泽东很重视这篇文章，要《人民日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胡适派反动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意见。周扬、邓拓看了文章后，对江青说：“我们认为这是小人物的文章，发表后效果不好。况且党报也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还是不登为好。这篇文章先在《文艺报》转载，转载以后看看反映再说。”江青说：“你们小书小人物的文章是会犯错误的，问题不在大人物，还是小人物，而在于真理究竟是在谁的手里。”后来《文艺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加了一条编者按。江青对毛泽东说：“《文艺报》的编者按是极力贬抑新生力量，保护资产阶级权威，完全是在阻挠对胡适派反动思想的批判。他们的倾向性那么强烈，根本起不到批判的作用。看来，我们在文艺这块阵地上取不得发言权呀！”
毛泽东说：“那就要下决心取得！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回来嘛！”
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对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思想作了多次重要口头指示他说：“胡适派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现在有的人对这类反动思想实行投降主义，最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那个叫周扬的文化部副部长，究竟还是不是共产党人？”周扬马上给毛泽东致信，用“没有警觉”为自己辩解，毛泽东严厉批驳道：“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