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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上讲，敢于对历史负责的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从这一点上，将划分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同见风使舵、靠政治形势图解历史和靠钦定文件来编纂历史的那些人的界限。基此，“鸡零狗碎”的史实，比多如牛毛的论证要有价值得多，底蕴和意义会更加深远！我多年来就是从所谓的“鸡零狗碎”中搜集和总结出许多的从文献里看不到的东西，从而掌握了许多历史当事人的所为和情感脉络，找到了他们由兴盛到衰亡的人生轨迹。这一组历史的画面，就是我的文革系列和狂飙系列的纪实作品。
在我的纪实文学作品相继出版和发表后，不断有朋友问我：“你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条创作的道路？”我这样回答：“因为我不能容忍一些人对历史和生活的歪曲，当我知道了事件的真相时，我就有一种把真相告诉读者和后人的冲动。这就是我最初的创作动机。”
是的，一九七六年十月，那个自称为英明领袖的人集党政军最高职务为一身，开始了肆无忌惮地伪造历史的活动。他一面拼命地销毁对他不利的历史证据，迫不及待地利用“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残酷地迫害和打击坚持真理、熟悉真相的知情人，剪除异己；另一方面他却动用一批御用文人，恬不知耻地美化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什么“一贯紧跟毛主席”、“一贯得到毛主席的培养”、“是毛主席亲手培养起来的接班人”。更有甚者，他断章取义地分割毛泽东一系列讲话和指示，伪造“圣旨”，好像他所干的一切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授意。他总结和提出的“两个凡是”的路线不仅在政治上是欺世盗名，在理论上荒谬不堪，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在思想上搞僵化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更活脱脱地暴露出此人无才无德无能无为的那个独特时代的庸人干部嘴脸。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用人不当，误国殃民。再一次地也从正面说明：毛泽东是人不是神。还从历史的角度告诉我们：毛泽东从来是把培养所谓接班人的措施，作为他巧妙的党内斗争策略和艺术运用的，明白无误的接班人都是他在一个历史时期的手段。他要真正扶上台的接班人是用他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来作为暗语的，是要在他死后通过全党公认来选出的。只有这样的措施，才符合共产主义运动的要求和原则，也符合他的“英明”和“伟大”的身份和地位。正因如此，这位聪明一世的毛泽东才选择了华国锋这个“自己认为自己不能当总理”的人当了总理，而且担任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时间和历史老人往往与一些人在开玩笑。就是这个华国锋，在毛泽东生前口口声声说他没有能力当总理，一旦当那位巨人果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以后，他的眼睛马上盯住了巨人的宝座，他绝对不会甘心再当什么第一副主席的职位了。所以他对一位新闻记者没有给他拍出他居中的照片恼怒不已，自己亲自在中央的回忆上滔滔不绝地给那位记者罗列罪状，成为一个天大的笑话。我听了传达后找到他说的那天的报纸查看了照片，就对我的几个朋友说：“当了这么大的官儿还如此斤斤计较议长毫无差错的照片，可见此人心胸窄小，不成气候。毛主席的这个所谓接班人并没有选好，我看他就是掌了权也不会长久。”其中一个朋友问我：“你说华国锋能干多久？”我说：“顶多三、四年吧。”
紧接着，声势浩大的揭批清运动降临到我这个普通的作家头上，我说的这段话被朋友揭发出来了。于是，我成了“反革命”，受尽牢狱之苦。批判我的时候，那些显示革命比谁都坚决的人振振有词地说我是“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我下来反驳道：“我和他无冤无仇，有什么可反的？我不过是对他的行为作一点评论罢了，怎么能说成是反对他？真正能反对了他的不是我，劝你们不必在一些普通的老百姓身上下什么功夫了。我料定这位所谓英明领袖需要你们保卫他的时候，你们没有人敢真正站出来再提半个字的“保卫”！”
我的话，使我的那几个专案组的人面面相觑，不发一声。
直到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后，我就料定，中国真正要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了。当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最后连党的副主席都落选后，我再次望着他的画像笑了：“一个本来就不该属于你的位置你怎么就敢坐上去呢？整整三年多四年头，就到了真人归位，小兵回营的一天了。”
我现在讲这些话并不是企图表现我的什么先见之明，而是要说明我对那些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的鄙视和厌恶。我后来见到那几个“英明”人物时，对他们所说的话就是：历史是容不得其欺辱的，谁欺辱了历史都会遭受时间无情的惩罚。
有人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话并不假。但是人写下的并非全是历史，也有虚假的赝品。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把陈年旧月扣在它身上的污泥浊水洗刷得干干净净，恢复它本身的清白。为此，需要有胆识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努力。我愿意为了这个目标，和一切作家们共勉。
师东兵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与广州祥云阁
引言
一九七六的盛夏，北京城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浪，正在方兴未艾的时刻，普通的老百姓谁也不敢相信，被称为伟大领袖和导师的毛泽东，已经面临奄奄一息的边缘。
身染重病的他，静静地躺在沙发里艰难地呼吸着，不停地发出咳嗽的声音。老年性支气管炎的病症折磨着这位曾几何时叱咤风云、气吞万里如虎般的一代英雄。仅管站在他旁边的医生已经悄悄地议论，他是很难渡过这个龙年大关的。可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政治局核心领导们都不会相信那个可怕的事实。他们坚信，他是一定会重新站起来的……
但是，他确实是再也站不起来了，再也不能招手像几年前那样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或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接见他的英雄们和崇拜他的人们，就连正常的外宾会见也取消了。如今，他只能静静地躺在床上，不时地从床上转移到沙发上，靠回忆来维持自己生命的延续，靠别人的汇报和看书来继续指挥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中国……
奇迹的是，毛泽东的头脑依然十分清醒，仅管他不时地被恶梦惊醒。他在朦胧中好像又看到了当年对他的通缉：
那是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由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监察署发布的训令：“以毛泽东拥兵倡乱，请依法制裁，以平民愤等情。据此，理合呈请钧长鉴核等情前来。查该逆毛泽东，窃据国土，称兵叛乱，祸国殃民，罪大恶极，自依法缉办。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首席检察官一体严缉，务获究办，以伸法纪。此令。”
毛泽东清醒后，微微笑道：“我又梦见和蒋介石打交道了。”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也就是毛泽东临终前的两个半月时，他召见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向他认为最可靠的人端出了他的心事：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毛泽东说到这里，睁开眯缝看的眼睛，依次把他们都看了一遍，接着说：“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