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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了信，对江青、康生等人说：“让谁主持工作呢？大概是高岗这些人了。按照他们的逻辑，只有高岗有这个资格，他是代表武装的一大代表嘛，我们这个中央也是他救了的，没有他那个陕北就没有今天的中央。高岗就是在一些场合这样来宣传他自己。我看，他的问题要比刘少奇严重的多，刘少奇犯了错误但是他愿意改正，高岗承认自己有错误吗？从来没有说过半次检讨的话。今天斯大林逝世了，我们有些话可以讲出来了。高岗和斯大林过去一直有着秘密的来往，我们中央的许多机密，斯大林一清二楚，我和斯大林谈判的时候，就发现斯大林的判断那么准确，连我们要提出什么样的方案都清楚，哪里有这样的圣人？实际上就是高岗同志给他通风报信。现在斯大林逝世了，高岗还要给什么人通风报信？再通风报信就是阴谋活动了嘛！一个中国的共产党人，替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办事，合适吗？实际上他是有野心的，他想借助苏联的力量和我们讨价还价，一旦他认为时机到了就要闹事。所以，我不赞成高岗的做法。如果让我现在在他和刘少奇之间选择，我宁可选择刘少奇而不选择高岗，何况高岗还以要打倒周恩来等许多的人，那就是更不能允许的事情了。”
一九五三年四月，经刘少奇批准，杨献珍制定出办党校的方针，即：“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陈伯达首先反对，他对毛泽东说：“杨献珍同志的这个方针实质是抵制和反对学习毛泽东著作，反对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泽东思想来教育和武装全党的干部，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的教学方针。但是现在有人支持他，使这个错误的方针不但作为高级党校办校方针，而且被称为全国各级党校以至高等院校的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针，如果不纠正后患无穷。”
毛泽东听取了刘少奇的解释后，说：“那就让他们试验一下吧，如果错了再改正也可以，谁也不可能一下子搞得那么正确。”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康生说：“这部选集里都是毛主席著作的精品，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看，任何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没有毛主席这样的军事天才和深厚的军事经验，这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东西。以后的选集要精选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起毛主席的地位和影响。中国的经验对亚非拉的武装斗争会更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这年的五月二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现阶段建设时期我们工会工作的任务是：生产、教育与生活。在工会中，你们不要过多地讲实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斗争中的职责。工会就是要代表工人的利益来说话，要给大家谋福利，这样才能赢得工人的好感和支持。工会不要取代党委的职责，这些一定要区分清楚。这是我多年来从事工会工作的经验总结。”他还说：“提高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福利就是革命的最后目的。”
高岗看到这些报道后，对东北的工会组织说：“刘少奇的这一套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理论。你们不要听他的鬼话，要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求得毛主席的支持。现在许多的问题没有毛主席的支持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的是，毛主席对刘少奇并不满意，早就认为他是一个右倾分子。你们心中有数就行了。”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教育工作发表讲话，他指出：“办好学校，首先要解决学校领导的骨干问题。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学方法的改革，而不是改革师资和学生的来源。我们对培养工人出身的干部要特别看重一些，要争取在很短的时期内培养出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
陈伯达说：“毛主席的讲话实际上是提出了我们初期的教育方针和教育路线，但是，在一些人的支持下，盘踞在教育战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竭力抗拒毛主席指示，拒不执行这条正确的教育路线。这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
刘少奇听了汇报，不以为然地说：“陈伯达同志把什么问题都提到这样的高度来看待，实际上也是一种‘左’的东西，你们不要考虑太多，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作上，我们的经验不足，许多的方面当然都要照抄苏联的办法。这没有什么坏处，只会给我们减少麻烦。我们要坚决地按照苏联同志的经验办！”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讲话，强调指出：“我们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的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但是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一些人思想依然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因而在一些场合发表了许多很不适宜的讲话。这是错误的，也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观点。例如他提出了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这实际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我们在一定的范围内已经批评了刘少奇同志的错误，他也表示要认真地改正。应该看到，我们在整个过渡时期都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初步检查了自己的一些错误，他兑：“跟毛主席相比，我个人的差距不是用尺度来衡量，而是用公里来衡量，可以说我们这些人的水平和毛主席的差距是十万八千里的。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跟着毛主席学习，学习，再学习。”
周恩来也说：“毛主席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中国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历史条件下的马列主义，现在我们进行的也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个高潮已经到来了，我们要面对它，迎接它，正确地引导它。”
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发出号召，他说：“我给青年讲几句话：一，庆祝他们身体好。二，庆祝他们学习好。三，庆祝他们工作好。新中国要为青年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因此，要充分兼顾青年的工作、学习和娱乐，体育、休息两个方面。青年人是我们祖国的未来，我们都要认真地作好青年人的工作，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就在这时，高岗继续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刘少奇的问题，他揭发：“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仍然把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政策，故意曲解为要‘和剥削者联合’，并把联合的目的仅仅说成是‘为了对付敌人的残余’和‘克服落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提出来的情况下，刘少奇不得不在口头上谈谈社会主义改造，但仍然强调和剥削者联合。他胡说经过这种联合，资产阶级就不会‘造社会主义的反，就会为社会主义服务了’。实际上这是在鼓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合并。他还把这种所谓的统一战线的方法称之为‘和平过渡的方法’。”
高岗说：“我要提请主席注意，刘少奇同志的这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是一时的、偶然的，而是一贯的、有历史根源的。像他这样在如此高的领导位置上的错误，将会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虽然主席已经批评过他的错误，但是他在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