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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和学识，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关于“西周青铜器分期研究”的专题任务就落到了王世民、张长寿、陈公柔三位青铜器专家的肩上。
受领任务后，按照不同于以前的全新的研究思路，王世民、张长寿、陈公柔三位学者，将收集的西周铜器典型资料分为5个部分：（1）西周高级贵族大墓发掘出土的铜器。（2）保存情况较好的西周青铜器窖藏。（3）传世品中的成组铜器。（4）零星出土和传世品中的标准器。（5）其他有重要铭文的铜器，特别是年、月、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铜器。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根据上述5个方面铜器的图像资料，选取比较常见的如鼎、鬲、簋、盘等11种器类共352件标本，逐类按其形制进行详细的分型、分式，之后再根据形制和纹饰的差异，将各型器物分为若干式。最后，逐件说明标本形制和纹饰的特点，如出土地点、现藏处所、尺寸、铭文内容及与其他器物的关联情况等等，并判断它们的大体年代。最后，根据各类器物形制和纹饰的详细对比，铭文内容的多方面联系，特别是铭文一致和作器者相同的同组关系，以及年代明确的墓葬的同坑关系等等，综合起来考察他们的谱系。当这些缜密而烦琐的工作完成之后，王世民等三位学者将西周铜器分为早、中、晚三期。各期相当的王世为：
早期 武、成、康、昭
中期 穆、恭、懿、孝、夷
晚期 厉、宣、幽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10）
由于将四要素俱全的铜器置于整个谱系框架之中加以考察，这样所判定的年代就较为客观合理。
在已发现发掘的西周青铜器中，年、月、纪时词语与日名干支四要素俱全的共约60件，其中有器形图像的5l件。经对诸器的出土情况、形制、纹饰等综合研究，并联系其他相关青铜器作分期断代，得出如下结论：需要说明的是，青铜器断代研究成果，只是排出了西周王年的总体框架，并不能解决全部、具体的西周王年。“工程”在此基础上，依据五件青铜器和一条天象记录，结合文献，采取从后往前的方式，来推定西周各王的在位年数。所依据的材料分别是：西周晚期：吴虎鼎与宣王十八年晋侯苏钟与厉王三十三年西周中期：“天再旦”与懿王元年虎簋盖与穆王三十年鲜簋与穆王三十四年西周早期：静方鼎与古本《竹书纪年》昭王之年《召诰》、《毕命》历日与成、康之年按“工程”设想，只要在以上材料中建立起7个支点，整个西周王年便可大致排出。
铜锈掩盖下的历史隐喻1．吴虎鼎与宣王十八年1992年，陕西省长安县徐家寨村出土了一件铜鼎，后一直作为一般文物放入县文管会的库房内收藏，直到1997年清查库房文物，工作人员对此鼎进行剔除土锈时，才发现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铭文。铭文镌刻在鼎腹的内壁，共16行，每行10至12字，共计164字。由于一足脱裂，造成了几个字残缺不全。经李学勤及其他专家释读，发现其铭文的内容是：惟十有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夷宫，道入右吴虎，王命善夫丰生、司空雍毅，申剌王命。……
从吴虎鼎的形制、纹饰看，具有明显的西周晚期特征。据李学勤考释，铭文中的“吴虎”非吴氏，“吴”当读为虞衡之虞，是官名。铭文中“周康宫夷宫”当为夷王之庙，而铭文中的“刺王”当为厉王，由此可知这是一件目前最为明确无误的宣王时铜器。历日中的“惟十有八年”即宣王十八年。学术界一般认为宣王时已有确切纪年，宣王十八年即公元前810年。由于有了宣王纪年的准确定点，将此器与其他青铜器联系校正，在证明《史记》纪年可信的同时，可以将此鼎铭文中记载的日历作为西周晚期年代的一个重要支点。
2．晋侯苏钟与善夫山鼎前文已述，山西省天马——曲村遗址自1986年之后，即引起了盗墓贼的注意，继而盗墓狂潮席卷而来，整个遗址被掘得千疮百孔。1992年秋，遗址中晋侯墓地M8号墓又遭到了盗掘。由于当地村民及时发现和报警，盗墓贼携带部分挖出的珍贵文物仓惶逃离。
鉴于该墓葬已惨遭洗劫和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组成考古队，对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就在这次清理中，在椁室的东南角出土了两件青铜编钟。编钟呈灰褐泛黄绿色，基本无锈蚀，形制为甬钟。两件甬钟的正面钲部分别镌刻铭文，其中一件有铭文7字，为“年无疆，子子孙孙”；另一件有铭文4字，为“永宝兹钟”。从出土的情形看，这两件甬钟显然还有它的同伴，并和它的同伴组成了一套完整的编钟系列，看来这套编钟的其他几件已被盗墓贼席卷而去了。
正当考古人员为编钟的流失悲愤不已、扼腕叹息之时，中国文物史上又一个罕见的奇迹出现了。1993年12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市场将天马——曲村遗址M8号大墓中被劫走的编钟全部抢救回归，这个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就是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
1993年，马承源的好友、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来电话，告知香港古玩市场有人正在出售一批刻有文字的青铜编钟，大小共14件，但一时还搞不准是真品还是赝品。马承源闻讯，让张光裕设法搞到编钟的照片和编钟铭文的拓片传真过来察看。张光裕不负所望，想尽办法将所需一切搞到手并传往上海博物馆。凭借几十年文物工作之经验，马承源一看照片和铭文拓片，便感觉到这批编钟非同小可，有可能是货真价实的国宝级的文物。为慎重起见，马承源又将编钟的照片和铭文拓片拿给上海文物部门的几位鉴定专家反复察看并确定为珍贵文物后，立即请示上海市政府领导人，以上海博物馆的名义出资将编钟购回，这一请求很快得到批准。因1993年的香港还未回归祖国，要办理去香港的签证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马承源电告张光裕教授，让其代表上海博物馆和卖方进行价格谈判。由于对方当时尚未意识到这套编钟的真正价值，同时又急于出手，故双方的谈判较为顺利，最后以100万元港币成交。据行家估计，如果卖方当时弄清了铭文的内容，这个价格只能购买其中最小的一件，甚至只能买最小一件中的一个铜钮。由此可见马承源的眼光和在处理此事中的精明果断。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11）
编钟到手后，张光裕将其一件件包裹好，乘飞机直接送到上海博物馆，流失的国宝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当14件编钟落居上海博物馆时仍保持出土时的原貌，钟体上的文字绝大部分为厚厚的土锈所掩盖。经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和科学考古实验室清理剔除之后，铭文全部显露。这14件编钟明显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类为大钟，第二类为中小型钟，两类钟的纹饰和特有的旋、斡等皆不相同。由于有以上的差别，而且不了解原有的排列顺序，因而马承源等研究者对铭文产生了种种推测，或以为铭文不全，所缺尚多；或以为铭文并不按钟的大小次序镌刻；也有的认为全铭为一篇铭辞等等。马承源等研究人员在对各编钟的文字作了反复的研究、释读后，按照文辞的先后排出编钟序列，然后检验各钟的音阶是否和谐。检验结果发现：第一组8件钟，大小成编，五声音阶，具有两列八度音。第二组6件钟，也大小成编，五声音阶，只是最后缺少相协的尾音。显然，同第一组相比，第二组缺少最后2件编钟。在这样一个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马承源想到了山西天马——曲村M8号大墓中那残存的2件编钟，经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系，并参看相关的发掘资料，发现残存的2件小编钟，与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编钟第二组大小和铭文完全可以排比联缀起来。因上海博物馆收藏的14件编钟的文字都是刻凿的，2件小编钟的铭文也是刻凿的，由此可证是同一编之物。西周青铜钟铭文以利器刻凿，以此为首例。若将天马——曲村墓地出土的2件编钟连在一起，正好也是8件一组。后来上海博物馆请音乐专家对2件小钟进行测音试验，发现其音阶与同组的另6件钟相协，这就更加证明两组16件编钟同为天马——曲村M8号大墓中出土。按郑玄注《周礼·春官·小胥》载：“半为堵，全为肆。”一肆为两列八度音，是基本单位，二肆十六件为一虞，这是西周晚期的礼仪用器制度，可见天马——曲村M8号大墓出土的编钟为一虞之数。
由于马承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