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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通用的。如日本奈良古坟时期的一土墩墓中的一根木头，外皮保存完好，将其树轮连续取样测定14C年代，同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匹配拟合，确定出木头的砍伐年代是公元320±5年。这同古坟时期是相合的。如果木头砍伐的年代同该墓的建造年代一致，则该墓的年代就十分确定了。
正是鉴于14C测年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所发挥的独特而巨大作用，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对14C测年技术寄予了厚望并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按照“工程”专家组制定的计划，14C测年技术专门成立了一个课题组，组长由“工程”首席科学家之一仇士华担任。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14C实验室之外，北京大学考古系14C实验室和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加速器质谱（AMS）实验室也相继开展工作，以保证测年工作的顺利完成。
按照“工程”的要求，14C测年技术的目标，是在原有夏商周考古成就的基础上，把田野考古的层位和文化分期的相对年代关系转换为精度较高的绝对日历年代，同时确定与夏商周有关的某些关键事件的时间标志点，从而建立起夏商周三代的年代框架。其整个操作程序是：
1．采集与考古层位和文化相关的含碳样品。
2．测出精确可靠、误差符合实际的14C年代数据。
3．充分应用考古信息，将有先后时序的系列14C样品数据，通过高精度校正曲线转换，定出考古的日历年代。
4．由14C测年专家和考古学专家共同讨论，建立夏商周考古的14C年代框架。
5．同历史文献、天文研究的结果和金文历谱的研究等作综合交叉研究，共同建立夏商周三代年表。
就中国的14C实验室而言，尽管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1965年建成之后，又有数家科研单位陆续建成了40多个实验室，但能开展工作的只有20多个，其整体水平同国际上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这个差距主要来自设备仪器的相对落后。所谓科技考古，主要取决于科技的先进程度，没有先进优良的装备，要取得世界一流的水平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之初，就极有远见地注意到非改进测年技术装备不可。于是，“工程”领导小组决定，将整个“工程”课题的一半经费用于购置14C测年实验室的各种先进装备，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拟投入工作的三个实验室设备仪器老化、落后的问题，使高精度测年成为可能，并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当先进的仪器在14C测年实验室得以配置后，测年专家进行了一系列实用程序编制、样品瓶试制与生产、淬火效应校正等工作，最后测试精度达到了千年之中误差为20年左右的国际水平。
第四章 夏代纪年的推算（2）
从1998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生物物理所合作）、北京大学考古系等两个14C实验室分别进入稳定测试轨道，这标志着建构夏商周断代工程三代年代整体框架的关键性工作由此正式开始。
根据“工程”领导小组的分工，“工程”首席科学家仇士华在主管整个14C测年课题外，兼管考古所14C实验室的具体事宜。而北京大学考古系14C实验室则由陈铁梅、原思训负责。
按照14C测年的操作程序，首先要解决如何正确采集系列样品的问题， 14C测年专家经过和工程专家组研究，在工程所涉及的大量考古遗址中，选择了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二里头、小双桥等10多个关键性遗址作为测年重点，要求每个遗址按照不同的考古地层关系，提供30—60个采集样品以供检测。当然，如果各方面条件允许，每个遗址的采集样品是多多益善。为了尽可能地做到准确无误，除采用原考古发掘时所出标本外，仇士华、陈铁梅、原思训等14C测年专家亲赴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丰镐等遗址，和考古学家一起进行小规模试掘，从中提取对测年研究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样品。当样品采集工作完成后，14C测年专家根据有关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和样品清单，进行选择、排队，然后按计划分别测定，再经树轮曲线校正得出结果。
以上提及的两个实验室的测年专家仇士华、蔡莲珍、陈铁梅、原思训、吴小红、张雪莲等，对二里头遗址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14C年代测定、拟合，并与考古分期成果相互整合后，所推定的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年代范围见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一直争论不休的二里头遗址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880——1521年，其时间跨度为359年。显然，这个时间长度和文献记载的已被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采用的夏代积年的471年说尚有110多年的差距，这样一个不算太小的差距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只是“后羿代夏”这一事件引起的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非早期文化，早期文化只能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去寻找。如果找到了夏代早期文化，那么整个夏代积年便有可能和文献记载相合。工程专家组对二里头遗址的测年结果似早有预料，所以“工程”一开始，就列有“早期夏文化研究”这一专题，并决定对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14C检测。
河南龙山文化又称南王湾三期文化，是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于20世纪50年代末发掘南王湾遗址后作出的一个文化分期。南王湾三期文化在年代上晚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时期，又明显早于二里头文化，其分布主要在豫西地区。在以前的考古发掘中，除南王湾之外，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禹州瓦店等遗址都是规模较大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在这些遗址中，考古人员曾发现有大型房基、奠基坑及精美的玉器和陶器。所有这些发现为探寻早期夏文化提供了线索，也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打下了基础。
根据文献记载，河南嵩山南北地区是夏人立国前后的主要活动区域，传说中的禹之居阳城，启之都阳翟，太康之都斟鄩就在嵩山南北的登封、禹州、巩义境内。因此，嵩山南北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是探索夏文化上限的主要对象。早在1959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就专门组织了一个夏代文化遗存调查组，根据文献记载和前贤考证，以及有关历史传说中提供的夏代都城和夏人活动地点在河南豫西地区的地望为线索，进行了一次探索夏文化遗存的考古调查。根据调查的线索，从1975年起，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原文物工作队）即把登封王城岗一带作为探索夏文化遗存的发掘重点。
1977年春，河南考古队的安金槐与考古人员在一位当地老者的带领下，来到一个被称为“王城岗”的地方开始考古钻探。在一个距地表深约1．2米处的探孔中，发现了土质坚硬类似夯土的迹象，接着又发现了龙山文化黑陶片。未久，在告城镇西北约0．5公里和东周阳城仅一条五渡河之隔的颍河与五渡河交汇处，也就是当地人传说的“王城岗”上，接连发掘出两座东西并列的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夯土城垣遗址。从钻探的情况看，两座城址尚存面积1万多平方米，其中西城内发掘出龙山文化中晚期残存房屋的夯土基址，在夯土基址下面发现有奴隶奠基坑和成排的灰坑、窖穴等遗迹，并出土了大量制作精致、品种多样的灰黑陶器、黑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遗物，甚至还有一件形似铜斝的残片。根据出土的遗物和地层关系，安金槐等考古研究人员将王城岗遗址分为早晚五个文化期，并根据地理位置和有关文献资料记载，结合前贤所考证的夏代早期“禹都阳城”或“禹居阳城”的地望、名称，以及在附近发现的东周时代的阳城等等认为，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就是夏代大禹王所居的“阳城”。
第四章 夏代纪年的推算（3）
王城岗发现夏代阳城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轰动，被誉为20世纪以来探索夏文化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但有许多学者对这一发现和认定表示不敢苟同，认为王城岗遗址的年代要早于学术界一般认定的夏代积年，更主要的是王城岗遗址的规模太小，与二里头遗址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具备王者之气，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城邦”，所以不能认定是夏禹王所居的“阳城”。
尽管王城岗是否为夏禹所居的阳城这一问题，学术界未取得共识，但它作为河南龙山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址却是不争的事实，要研究早期夏文化，这个遗址是不可或缺的。正因为如此，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组方燕明等河南省考古学者，自1996年下半年开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