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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已是１８４０年的５月了。整个行程花了他们足足七个月的时间。
不要怀疑他们在路上会没钱乘船和应付路费。对于通过了严格忍术训练和二十一世纪特种兵训练的日本特遣队员来说，在路上顺手牵羊打劫有钱人，搞点“外快”，那还不轻松胜任。抢劫之后，他们也用不着遮掩，反正他们现在是“中国人”身份，所有的账都会算到中国人身上。
在这七个月的行程中，日本特遣队搜集了不少情报，发现这个世界基本与历史上的世界相符合。但中国及南洋的现状发生了巨变。现在的南洋和中国西南部被一伙造反者建立的新政府占领了。新政府还派出了使团，在欧洲和美国频繁活动，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综合分析后，日本特遣队作出了结论，这新政府的主要成员一定是来自未来的，他们已在这个世界活动了二年以上。至于为什么自从中国南方的一个煤矿发生神秘的时空转换事件以来，在后世地球已过了十年，而现在这个时空分支才过去二年多，日本特遣队认为这是由于两个时空的时间运转快慢不一样的结果造成的。“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说的就是时空分枝的不同速度的时间所造成的奇事。
抵达日本后，特遣队收集了这一时期的日本资料与历史上的日本不同之处相比较，好作发展计划。他们发现，现在的日本与历史上的日本相差不大。最大的差别就是狡猾的中国南方政府利用日本金贱银贵，用黄金套走了日本大量的白银。这给日本的货币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动荡，由历史上的一比五变成了一比十，比价上涨了整整一倍。（此时国际市场的金银兑换比例为一比十五。）货币市场的巨大变动，给日本的金融市场造成了严重混乱，给日本社会带来了灾难：让一些以金子作为财富储备的大家族的财富大幅度的缩水，而那些手中有大笔银子的家族，也因为白银的大幅度涌进，造成了白银购买力的下降，他们手中的财富也跟着缩水了。金银比价的巨大变化，还导致包括米、麦、盐等生活必需品在内的物价持续上涨，导致农民、城市贫民和下级武士的原本已困难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生活困顿的日本人，不断的抗租抗税，举行声势浩大的起义，使日本国内动荡不安。
“卑鄙无耻的支那猪！”
这是日本特遣队的共识。不过这要是被龙居士听到了，一定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为在他的理念中，被敌人骂，就是自己的光荣。敌人骂得越狠，那么光荣就越大。
为了深刻了解日本人的本性，有必要在这讲一讲日本的野兽史。
日本民族有其显著特点，国家虽不大而野心勃勃，民族桀骜不驯，贪婪至极，唯利是图。自古以来其对中国的野心可谓昭然若揭，侵扰祸害之举不断。公元663年，中国的唐高宗时期，日本军队为控制朝鲜半岛，公然向强大的唐朝军队开战，史称“白江口之战”，这一仗自然是日军失败。到了明朝，日本军阀丰臣秀吉狂言“灭亡中国，迁都于北京”。乃大举入侵朝鲜，其根本意图是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其结果是被中朝联军击败。明朝中后期，日本倭寇为害中国沿海数十年，众所周知。
此时的日本政治上，是以武士阶级为支柱的德川将军幕府统治。
１８４０年的日本德川幕府统治已是晚期了，衰像日显。自1787年15岁的德川家齐任第11代将军以来，其腐朽荒淫达到了新的高度。德川家齐贪图享受，很少理会幕政，喜爱“家庭生活”。40个妻子和无数侍女供他淫乐，其中16个为其生了28个儿子和27个女儿，共55个子女。为拉拢各地大名，德川家齐将其子女作为大名的养子或儿媳妇，共结下36家大名亲家，为此花费巨额钱财嫁女娶媳。此时的德川家齐，尽管在1837年让将军位给其子家庆，但仍幕后执政至到1841年去世。
武士道，顾名思义，就是武士阶级的道德规范。武士阶级是日本古代很早就有的一个特定的阶级，其人员构成并非只是打打杀杀的武士，主要却是知识分子。其性质类似于我国古代的“士”阶层。
从11世纪初期开始，日本的武士势力逐渐形成了地区性武装集团。无数分散的武士聚集在一地，统一指挥，组成了武士团。武士团的首领称“物领”，下属称“庶子”。武士团有着极强的宗族观念，坚决执行首领的命令，实行主从关系。武士在战场上的武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是武士个人和武士团的基本要求，形成了“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等新观念，成为维持武士团组织的重要思想支柱。武士道思想是“只感化自己民族”的思想，对外则表现出它残暴的一面。在侵华的日子里，武士道的残暴本性，达到了新的高度。“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以及人类所能想到的一切残暴手段，在侵华的岁月里，展现无遗。“活体细菌实验”、“杀人以奠战马、军犬”、“剖开孕妇的肚子取出婴儿喂狗”、“杀人竞赛”、“用活人来练习刺刀”……不管你能想到的，甚至你想不到的种种手段，日本都有中国人身上实习过。
武士道起源于动乱的年代，在不安的环境因素下，如何保持镇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日本的武士阶级保留了祖先们残暴而洗练的气质。用尼采的话说：“如果把亚洲人的性格状况比喻成平原，日本就是一座突起的山丘”。他们认为，天皇本身是带有上天使命、而以肉体存在于地上的天神代言人。日本战败，则天皇受辱，忠义乃武士天职，武士此时正当为天皇效忠！
１８４０年时作为幕府统治支柱的武士阶层已衰落。
中小级武士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实际收入减少，幕府或大名为转嫁财政危机也不断削减他们的禄米，致使其生活日益窘迫，被迫转为诸如教师、医生、手工业者和小商贩，有的成为失去士籍的浪人，有的成为商人的养子，或者转化为从事工商业者。这些下级武士希望对幕藩体制进行变革。
同中下阶武士一样困苦的还有农民。农民在沉重赋税的压迫下逐渐失去土地，成为一无所有的佃农，生活极为贫困，天灾人祸迫使农民不断起来反抗幕府的封建专制统治。1832年到1833年的大灾荒使得粮食严重歉收，饿死者无数，社会动乱不稳，农民起义与市民的捣毁运动一年就超过了百余件。在大阪地区，富商们趁机囤积居奇，市政官员不仅不救济百姓，反而勾结奸商哄抬物价。信奉阳明学的大盐平八郎本是维持治安的下级武士，因对幕府腐败不满而辞职，开办洗心洞私塾教授学生。1837年初，大盐忍无可忍，率其门徒发动武装暴动，横扫五分之一的市区，捣毁富豪住宅及米店等房屋万余间。但在幕府大军的镇压下很快失败。
与武士阶层和农民衰落相反，一些商人、高利贷者、借贷资本家和手工工场主则兴盛起来。
从18世纪初开始，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特别是因棉花、蚕桑、茶叶等经济作物的普遍栽种，德川幕府中期以后，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户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小商品经济生产者，从而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市场体系。由于这些商品生产者各自的生产条件不同，必然引起两极分化。一些条件较好的生产者不断积累财富，收购破产农民的土地，逐渐上升为地主。因为幕藩领主禁止土地买卖，所以土地兼并主要是采取抵押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地主一般称为“村方地主”，另外还有一种开发型地主，也就是一些商人、高利贷者、借贷资本家和手工工场主利用逐渐积累的资金，通过向幕藩领主承包垦荒，成为大量土地的所有者。到明治维新前夕，新兴地主通过上述两种途径占有的土地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除较大的地主将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之外，中小城市地主通常是采取雇工经营的方式。由于他们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成长起来的资本拥有者，因而与手工业生产、商品贸易具有密切的关系，或者经营手工业，或者从事商品流通，成为一身二任的“豪农豪商”。
与此同时，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手工业或手工工场。例如在大阪附近的棉织业中心河内，出现了许多被称为“木棉寄屋”的农村商人，他们收购农村手工业者的棉纺织产品，然后转卖给大阪的棉布批发商。接下来，他们进一步通过“换棉”和“出机”的方式控制农村家庭手工业。所谓“换棉”是指商人供给棉花，农民在家里纺成纱或织成布，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