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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点一：胡斯车堡所用的战车，与却月阵所用战车一样，外侧装有木板做的遮棚，以保护车堡中的战士。
相似点二：胡斯车堡在作战时，总是将战车用锁链联接起来，车与车之间的空档填塞木板或塔盾。车堡一般可排成圆形或方形，如果战场的地形合适，也可以排成不规则图形。胡斯车堡的主要攻击手段，是让弓弩手和火枪手在大车圈内向敌人开火**击。胡斯军数量很少的骑兵有两个主要用途，一是担任侦察和警戒，发现敌人后掩护步兵布阵，二是等帝国骑兵的冲锋被击破后出堡追击，扩大战果。对比一下却月阵之战，两者的作战方式如出一辙。
相似点三：每辆胡斯战车一般配备18—22人，其具体分工为：2名火枪手（装备有火绳枪或原始火炮。有一点需要注意：在此时早期火绳枪的**程和威力尚不及弓箭，美国战史学家T。N。杜普伊曾对一些武器的杀伤力提出理论指数，其中普通弓为21，十字弓，也就是弩为33，而十六世纪的火绳枪仅为10，它的优点仅在于**作较为容易，适合缺少训练的新兵使用。那个时代欧洲火炮的威力也不怎么样，只能发**不会爆炸的实心弹，准头也极差，优点是声音大，可能用来吓马）、4—8名弩手、2—4名链枷手（链枷即带柄的链子锤，欧洲中世纪常用的近战武器）、4名长矛手、2名盾牌手（战斗时用大盾牌掩护人和马）和2名驭手。却月阵每辆战车配备27人，具体分工缺乏记载，但两者的作战方式类似，其人数接近恐非巧合，只是由于年代不同，却月阵时代的重火力是巨弩，胡斯战争时代是火炮。
相似点四：它们面临的对手和作战理念相近，两者的机动性都很差，完全别指望它们和骑兵赛跑，布阵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对抗骑兵的集团冲锋。胡斯车堡因为不存在水军，也就谈不上什么制水权，就抗冲击能力来说，一千年后的车堡，较之一千年前的却月阵并无实质性进步。
却月阵 五
不妨再将它们的对手，北魏骑兵与神圣罗马帝国的重甲骑士们作一下比较，可以看出，北魏骑兵在远程机动能力上有一定优势，但要论近距离的冲击能力，则显然及不上那些骑着高大的西方战马，穿着“罐头”式重型铠甲的帝国骑士们。
实战证明，不比却月阵更结实的胡斯车堡，也能有效地对抗冲击力更强的西方重骑兵，扬？杰士卡亲自指挥的车堡，在战场上从来没有被神圣罗马帝国的骑士们打破过，他以此为基本战法，多次以寡击众，痛扁了帝国的重甲骑兵，成为捷克历史上深受爱戴的民族英雄。
通过以上和胡斯车堡的比较，在下认为：与其说摆“却月阵”必须紧靠大河并享有制水权，不如说是因为晋军有水战优势，加上战场又紧靠黄河，才使得刘裕敢于放心大胆地摆出这么一个“残缺”的阵形，来引诱魏军进攻，并战而胜之。
我们不妨作这样一个假设：如果这次交战的战场边上并找不到一条大河，那情况又会如何？我相信，刘裕肯定也不会被难倒，那样北魏骑兵将要面对的，很可能会是一个“完整版”的却月阵（这时可能叫“圆月阵”更合适），而它的结构，也许就与千年后的胡斯车堡大同小异。
当然，刘裕也完全可能采用别的方法来作战，对于训练有素且装备精良的精锐步兵，骑兵只有机动性方面的优势，在攻击力方面并无优势可言，以步克骑是可以有多种方法的。以刘裕的水平而言，只要北魏骑兵不跑，他要打胜就是十拿九稳的事，并不需要拘泥于一种战术。
而且对刘裕来说，却月阵也不是完全的创新，它不过是处在有利地形与有利势态的情况下，刘裕将灭南燕时用过的临朐方阵加以变化，制作出的一个袖珍改版罢了。因为这次作战中各种条件的特殊性，狭义上的却月阵不具备推广价值，所以它在军事史上的意义并不大，只是证明了刘裕用兵不拘常规，很善于随机应变，能够在各种情况下，迅速找到最有利的作战方式。恐怕，这才是一个军事家最可贵的潜质。
“却月阵”之战是刘裕在此次北伐中，亲自指挥的唯一一次战役，也是刘裕军事涯的收官之作，从此以后，他没有再直接指挥过作战。
可能正因为如此，在现今的不少文章中认为：刘裕在他发动的第二次北伐中，其实并没起到多大作用，因为大部份战役都是他的手下打的。
但这种观点恐怕是值得商榷的。通过前文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这次北伐除了对付后秦这个现实敌人外，还要对付北魏这个比后秦更强大的潜在敌人。要威慑魏军，使其不敢大规模参战，这个任务的意义一点儿也不比前方破秦小。刘裕在这次战争中，所承担的，正是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任务！而且这一重任，在晋军诸将中，似乎也没有其他人还能担当得起。假如刘裕不是统帅后续部队，而是像王镇恶一样指挥前锋，使北魏认为有机可乘而大举出兵的话，晋军攻灭后秦的难度将提升不止一倍。
盐酒论英雄 上
再说正在平城皇宫里坐等捷报的魏主拓跋嗣，得到魏军大败的报告后，后悔地直想拿脑袋去撞豆腐，幸亏长孙嵩马上又送来了第二批报告，才保卫了北魏皇宫厨房里的豆腐：刘裕竟然没有乘胜进攻，反而让晋军主动撤出了黄河北岸，并派人送给长孙嵩江南所产的酃酒和各种特色食品，重申了他对继续保持晋魏友谊的无比诚意！
可以这么说：刘裕基本上是用哄孩子的方法对付北魏，先在拓跋嗣的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之后，又给他喂了颗糖。
作为一位战略家，刘裕对战略目标的定位非常清晰，目前只是后秦。因此对拓跋嗣的教育是要把握分寸的：要把北魏打疼，不然它不会长记性；但也不能把北魏打得太疼，以免它正式参战。刚刚实现统一的南方现在底子并不厚实，目前东晋的国力，还不足以同时对这两个北方大国发起全面进攻，而且北魏的地形、气候也不太适于水师强大而骑兵不足的晋军作战（这也是崔浩认为，刘裕不能以吴越之众与北魏争河北的主要原因），打赢一场战役与打赢一场战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为逞一时之勇而不惜两线作战，那是蠢货的做法。刘裕可一点儿也不蠢。
实际上，刘裕的目的也基本上达到了，经过这次事件之后，北魏军队虽然仍沿着黄河北岸监视晋军行动，但再也没有做出挑衅行为，刘裕大军得以顺利进军，很快抵达洛阳，实践他给晋朝“清扫山陵”的承诺。
把提到嗓子眼的心重新放归位之后，拓跋嗣不得不对崔浩的神机妙算大为佩服，于是，他决定再仔细听听这位谋臣的高论。
到了这一年的五月二十四日，发生了一件颇为蹊跷的事：东晋的齐郡（今山东淄博市东北）太守王懿叛国，向北魏投降，并急不可耐地上书新主子拓跋嗣，建议说：“刘裕已经离开齐地，到达洛阳，我军应该立即发兵断其归路，可以不战而胜！”
为什么说这件事蹊跷呢？首先，这位太守大人的名字违章了！因为晋朝的实际开创者，后来被尊为“宣皇帝”的那位老爷子，大名就叫作司马懿，中国古代又有避讳的传统，因此在两晋，谁的名字都不准带“懿”字。很难想像这位王太守知法犯法，还能通过干部考核，当上市长。实际上，此时的晋军老将王仲德在北方时的原名，就叫王懿，他后来南投晋朝，得避讳，才以字行世，改称王仲德。可以肯定的是，这位降魏的齐郡太守，不是王仲德。王懿太守在历史记载上就出现过这么一次，对于这个人的经历和这件事的因果，既找不到来龙，也寻不着去脉，而且此后齐郡也仍然在南朝的版图之内。
其次，这一事件见于北朝的《魏书》，但在南朝的《宋书》或《晋书》上毫无记载。本来没记载也不奇怪，因为中高级领导干部叛国投敌，这对于南朝来说本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在舆论宣传战线加以掩饰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也不见刘裕有任何反应（在南北双方的史书上都没有），继续放心大胆地西进，这就有点奇怪了。鉴于魏收同志写作《魏书》时那有口皆碑的制假名声，此事的真实性可能要打一点儿折扣。
不管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