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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又为什么要给侨人提供免税的特权，嫌国家财政不够困难？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是存在的事物，就一定在某方面有它的合理性，不管它在其他方面看起来是多么的荒谬。我们知道，由于地心引力的原因，水总是往低处流的。同样，由于利益引力的引导，人也总希望向高处走。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事件，只要用这条线索去追查，基本上都能找到它产生的原因。下边，我们就用刑侦学上通过受益人查找嫌疑人的方法，看一下谁是这种制度的受益者。毫无疑问：就是侨人。作案动机有了，那么侨人是否有作案能力呢？
我们查阅一下史书，就会发现：侨人尽管是战争难民，但他们并不是弱势群体！中国在唐宋以前，北方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一直高于南方，而且北来的侨人往往是以武装集团的形式涌入南方，对南方土著构成从文化到武力的全方位优势，这一点只要看看东晋的政坛就一目了然：司马皇族本身就是北方人，东晋的一流大士族：琅琊王氏、颖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全是侨人，东晋的历史，差不多就是这些侨人集团在联合与对抗中共同执政的历史。而南方原有的土著大族，如顾、陆、朱、张等家族，在东晋历史上从未挤入中央决策层。
既然东晋政府是由侨人们说了算，那它出台的政策，自然就要优待侨人。就拿针对侨人的免税政策来说：上得了台面的原因，是侨人们背井离乡，生活困难，需要优待；而台面下的原因，则是东晋的各位中央首长们给自身侨人小集团提供的福利，属于“正大光明”的以权谋私。
同样，侨置郡县大量涌现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既有台面上的原因：一、朝廷虽然已是偏安半壁，但正统不可失，保留北方郡县的编制，显示我们收复失地的决心永不动摇！二、侨人虽移居他乡，但他们原来生活的地方在战乱前基本上都比移居地发达，还存有郡望门第、地域乡里等观念，普遍希望保留自己的原籍，就像当年上海知青到云南，仍希望保留自己的上海户口一样。也有台面下的原因：一、有这么多从北方来的侨人干部，如果不设置侨郡、侨县，怎么安置？难不成让人家在洛阳时的省部级干部，忠肝义胆地带着北方流民南下投奔朝廷，到建康后却只能在县团级上混？二、下层的侨人往往成为大士族的私人部曲，设置了侨郡、侨县，才能方便地将侨人与当地人分开，有利于保护北来士族们的利益。总之，大家都是侨人，帮别人也是帮自己，有官一起做嘛。
“人人平等”之所以在绝大多数时代都是一句不可能实现的空话，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活动能量从来就不是相同的。因此不论古今中外，在多数时候国家出台的各种政令，总会不可避免地向权势集团倾斜。于是，侨置州郡县和侨人优待政策就顺理成章的出现了。
义熙土断 下
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权势集团的利益毕竟是两回事，晋朝的侨人政策在为各大士族及侨人谋福利的同时，也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实力：一、大量免税、免役的侨人存在使得国家收入大减；二、侨置州郡复杂零乱的管理方式一方面而使得行政效率低下，一方面也易使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增加了大量不必要的开支。三、由于纳税人减少，国家就必须从更少的羊身上剪下更多的羊毛，从而大大加重了侨人以外普通民众的负担。四、因为有了这样鲜明的对比，负担正税的当地人也往往想方设法逃亡，然后去弄一张临时户口，混入侨人的行列，从而使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断加强。严肃的现实渐渐展现在东晋掌权诸公的面前：这样的状况能永远持续下去吗？放任不管会不会导致亡国？而国如果不存，让北方胡人吞并的话，士族们在南方营造出私人乐土又如何能够保持？
因此，晋朝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尽管他们大部份也是侨人）也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针对性的提出了土断政策。土断，简单来说，就是省并或取消侨州郡县，让侨人以其定居之处为准，编入国家的正式户籍，取消原先的优待。显而易见，严格执行土断将伤害到大部份既得利益集团，要让他们挥刀自宫，不可能不招致或明或暗的反抗，如果中央没有足够的强力推行，只会沦为轰轰烈烈的走过场。
所以，在东晋和南朝历史上，尽管有记载的土断改革达十次之多，但真正收到显著效果的仅有两次，一次是由刘裕之前，东晋的最强权臣大司马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另一次便是刘裕主持的“义熙土断”。
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刘裕正式向晋安帝上了一封重要的表章：“当年大司马桓温说过：‘民众如果没有固定的根本，对国家的治理伤害极深’，所以他制定了庚戌诏书，规定按现时居住地确定流民的籍贯，分配土地，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一时之间，国富民强，都多亏了这项政策。可那时以后，人亡政息，这项规定执行逐渐荒废，民众流离失所，户籍失真，使得王者的教化不能施于民间，百姓（当然是指有正式户口的百姓）的负担沉重繁琐。臣身负国家的重任，对此现状深感耻辱。所以臣恳请恩准重新恢复庚戌土断的诏令，并督促各地严格执行，重现当年的强盛景象。”
接下来刘裕的表文内容，可以让每一个华夏男儿热血沸腾：“只要国力稍有恢复，臣当统领三军，率之以仁义，鼓之以威武，越过大江，跨过黄河！安抚九州，恢复故土！实现臣平生多年的志愿！”而且后来的历史表明，这绝不仅是说说而已。刘寄奴，真英雄也！
如此的义正词严，还有谁敢说反对的话？不管士族和普通的侨人们乐意不乐意，义熙土断都带着刘裕强烈的意志，在各地雷厉风行的展开了。大部份的侨置郡县被撤销，机构被精简，大批官员下岗，少数残存的侨置郡县基本上都坐以实地，逐渐消除它们和非侨置郡县的差别。大部份侨人的临时户口被注销，领到了他们本不想领的正式户口。对少数敢于对抗土断、隐匿人口者，刘裕一向不介意使用雷霆手段，杀一儆百，如前文提到过的会稽虞亮藏匿人口案，就是一例。
经过义熙土断，晋朝政府的收入增加，又省下了大量不必要的开支，财政状况大为好转，为后来的历次北伐攒下了足够的资本。百姓的负担变得比较均衡，减轻了民间的怨气，而心怀不满的世家豪门，也不得不默认了这样的改变：天下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天下了。也许可以说，如果没有刘裕执政时期这些强有力的改革攻坚，打击了顽固的大士族势力，也就不会出现刘宋初年“元嘉之治”的繁荣景象。
不过，作为侨人的一员，刘裕发起大刀阔斧的义熙土断，并不能代表他大公无私。首先，做为晋朝事实上的主宰，刘裕自身的利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和国家利益重叠，加强国力也就是在加强刘裕自己的权势。其次，刘裕的义熙土断尽管执行力度很大，但并不彻底，采用了不吃窝边草的兔子政策，诏令中明文规定：居住在晋陵郡的徐、兖、青三州侨人不在土断之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刘裕的武力基础北府军，大部份就是居住在晋陵的徐、兖、青三州侨人，这是他的核心基本盘，刘裕不能不照顾这些人的利益。所以，义熙土断仍是一次不彻底的的改革，也为后来侨人问题的再次恶化埋下了种子。
怀璧其罪 上
一般说来，一个人的理想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而这种变化往往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比如说，当年在京口卖草鞋时，刘裕心中的理想，也许和绝大多数平凡的下层人相同，只是让妻子臧爱亲给他生个儿子（所以他才给自己的大女儿取名“刘兴弟”），自己在赌场上樗蒲的时候能够多抛出几把“卢”。但一个曾经赤脚的人，一旦穿上了皮鞋，他就不可能再保持对草鞋的向往，随着刘裕走出京口简陋的故居，踏上往来搏杀的征途，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功，他的人生目标自然也就随着时势，不断向上攀升。我们难以确切地知道，刘裕是在什么时候把这个目标上升为当皇帝的，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史料感觉到，在刘裕铲除刘毅和诸葛长民后不久，他将取司马氏而代之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因为他终于将清洗的矛头，从桀骜不驯的昔日战友，转向了驯服已久的司马皇族。而首当其冲的皇族成员，正是不久前经他保举，而再次成为荆州刺史的平西将军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