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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也浪费不是？至于这么做，别人会用什么眼色看他，他就不关心了。
司马元显，这个原本聪慧的二十岁少年，因为过早地被放置进了权力溶液的腐蚀之下，本就不是什么真金的他已经彻底堕落了。他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他在掌权之初获得的那一丁点儿声望早被孙恩之乱透支了；他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他少年得志，任用群小，瓜分肥缺，早已招来了同样贪婪的世家大族们多少嫉妒的目光；他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他不加节制的穷奢极欲正让忍饥挨饿的士民官吏对他滋长着越来越高的怨恨；他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征招“乐属”，暴露了他政治的低能，迎战孙恩，暴露了他军事的低能，而这些都已被心怀叵测之辈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只是一头扎进身边的马屁军团们用谄媚建成的“盖世英才”的幻境中，继续自欺，且欺人。
见到这样的“喜人”景象，桓玄觉得自己赶超父亲成就的机会差不多到了，不过他很小心，先用笔杆子进行一下舆论攻势，试探一下再说，一封问责信就此送向建康：“此次盗匪进逼京都，社稷几乎不保，只是因为逆风阻挠，前进困难。后来又因为连绵大雨，粮食吃尽，他们才不得不退，并不是被朝廷打败的。当初，王国宝死的时候，王恭并没有乘机接管朝政，足以证明他对朝廷的忠心和对会稽王你的敬重，可你竟然指控他叛逆，加以杀害！到如今，窃据国家要津各级官员们，人望美誉堪比王恭的，还有谁？并不是这样的人再没有了，而是这样的人得不到应有的信任和重用，这就是造成此次大祸的根本原因了！朝中的官员们，统统敢怒而不敢言，我因为正好在外地任职，所以才敢实话实说！”
虽然收信人一栏写的是会稽王司马道子，但首先看到信的人当然是司马元显。不难想象，看过信后，年轻的会稽王世子那又惊又怒又怕的表情，他立即招来身边马屁军团中含金量最高的马屁精—庐江太守张法顺商议对策。
张法顺说：“桓玄继承父辈留下的资望，一向有雄豪之名，现在又兼并了殷仲堪和杨佺期，已独霸荆楚之地，殿下还能控制的地方，就只剩下三吴了。可偏偏又发生孙恩之乱，使得东边郡县残破，民众伤亡惨重，公私困乏。桓玄定然会利用这个机会作乱，这正是让我深感忧虑的事啊！”
司马元显给了他一个白眼：这还用得着你说？现在是问你该怎么办。
张法顺接着献计：“桓玄虽然以诈术夺取荆州，但为时还不久，当地的人心还没有完全归附，其人力物力还不能为其所用，他得花一段时间来安抚。如果乘此时机，以刘牢之做先锋，殿下再率大军跟进，挥师西征，一举荡平桓玄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司马元显认为这个办法不错，但毕竟事关重大，心中还有些迟疑。
谁知没过几天，一封密信送到司马元显手中，使他最终打消了疑惑，决计出兵。写这封密信的人，是第二次昌道内战的导火索，前豫州刺史庾楷。
当初庾楷因为不满朝廷削他的地，且觉得昌明党更加得势，便背叛了原老板司马道子，倒向王恭、殷仲堪一边。没想到一场豪赌下来，输了个底朝天，王恭竟然被干掉了！自已的豫州也丢了个干净，被迫投靠桓玄。桓玄对他还算是不错的，刺史自然是不能指望了，但还是给了他一个武昌太守职位。虽然从省长降为了市长，但作为大名还列在朝廷通缉要犯名单中的庾太守来说，能弄一个降职调动，异地为官，也该知足了。
但要能知恩图报，那就不是庾楷了。大概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庾太守认为还是站在朝廷一边更把稳一点，眼见桓玄一步步走向和朝廷摊牌的架式，担心会连累到自己，决定秘密向司马元显靠拢。在密信中，庾楷大肆抵毁他现在的恩主桓玄，声称桓玄已经丧尽人心，部下都不肯听他的命令，建议朝廷出兵讨伐，自已愿意充当内应。只是庾太守此时可能没想到，这次，他又掷错鹘子了…
司马元显得信之后，自然大喜，立即命令张法顺前往京口，与刘牢之商议出兵西征的事。刘牢之对此事却不热心，他认为此时桓玄已经非常强大，不容易对付。尽管接到如此回报，司马元显也没有放在心上，觉得自己仍然有足够的能力让刘牢之听命于他，于是西征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就不顾重重困难，在继续进行中，不知不觉中，隆安五年过去了。
公元402年，东晋历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终于到来了。这年农历正月初一，朝廷宣布大赦天下（不过刚刚被指控有罪的桓玄不在此例），改年号为元兴。同时加授司马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指挥全国所有军队（能不能指挥得动是另一回事），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司马尚之为后卫，共同出兵征讨罪大恶极的前南郡公、荆州刺史桓玄！晋朝的新一轮内战爆发！从形式上看，此次内战是原来昌明、道子两党斗争的继续，姑且也可以把它称作第三次昌道内战，尽管双方的内部，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桓玄东进
大战在即，张法顺求见司马元显，秘密进言说：“我看刘牢之这个人很不可靠，说不定会背叛我们，让他担任前锋，万一生变，就大祸临头。而骠骑司马桓谦，虽然身在建康，但毕竟是桓家人，据信一直在偷偷给桓玄充当耳目，刺探朝廷的情报通知荆州，也是我们身边应该提早除去的隐忧。我们不妨命刘牢之杀掉桓谦兄弟以表忠心！如果刘牢之接受了，就得罪了桓家人，断了他首鼠两端的念头；如果刘牢之不接受，我们就提前杀掉他！”
这确是一条毒计，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也算得有先见之明了，但司马元显没有接受。不接受的原因其实分析一下也很好理解：张法顺的主意基本上没有可**作性！
首先，桓谦是桓冲的儿子，桓冲不论在朝廷还是在荆州都一向享有美誉，杀他没有罪的儿子是件大失人心的事。何况对于桓谦，司马元显已经另有用法：他任命桓谦为荆州刺史，因为在荆州桓家势力根深蒂固，用桓家人代替桓家人，想来可以减弱荆州军的反抗。这种处理方法，应该说比张法顺的主意高明。
其次，按张法顺的计策，假如刘牢之不杀桓谦，就得杀掉刘牢之，这就更麻烦了：一、刘牢之是你想杀就杀得掉的吗？二、退一步说，就算刘牢之麻痹大意，当真把他杀掉了，你就不怕北府军造反？三、再退一步说，就算北府军不造反，你还能指望他们替你对抗桓玄吗？现在桓玄与司马元显的力量对比中，荆州方面几乎已经占尽了优势，司马元显唯一可以倚仗的力量，就是刘牢之和他的北府军了，所以对司马元显来说，此时杀刘牢之和自杀基本上没太大差别。
再从另一方面来想，刘牢之这个人虽然不可靠，但也得“利令”才能“智昏”吧？凡是桓玄可能给他的好处，我司马元显都已经给他了，而我不能给他的好处，桓玄也不可能给！只要他能够理性地评判得失，也没有甘冒骂名，背弃朝廷而投靠桓玄的理由啊！
本来司马元显的想法基本是没错的，假如此时北府军的首领是刘裕，他多半就成功了（虽然只可能是暂时的成功），奈何历史不是数学公式，促使人们作出选择的动机不一定出自理性判断，因为一些很蠢的想法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这大概也是历史之所以丰富多彩的原因之一吧。
原本桓玄认为朝廷处境如此困难，应该没有余力远征，待得到他的堂兄—太傅长史桓石生从建康给他秘密送来的朝廷讨伐令时，不禁大吃一惊。桓玄这个人，平常似乎英明果断智计百出，可往往一到关键时候就要掉链子（说起来，连桓温都多少有这毛病，想来是遗传的，到桓玄这里更加发扬光大了），竟打算收缩兵力，退保江陵。桓玄夺取荆、雍的时间还不长，控制的地域虽大，但这些地域的官吏士民主要是畏惧他的强大而归附，诚心投效者并不多。如果他一仗不打，就退保江陵，示弱于天下，对这些人的心理示范作用可想而知，那时难保不发生属下叛投中央的事，司马元显也就有了取胜的可能性。
幸亏此时他的长史卞范之一语点醒了他：“桓公您的英武之名早已天下传扬，而司马元显不过一个**臭未干的小毛孩子，刘牢之在三吴也早已丧尽人心，他们哪里值得桓公畏惧？我方只要点起大军，直接挺进京都，展示我军的强大，让天下人知道顺公者昌，逆公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