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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民众的肺腑之言，看着百姓对他充满殷切期盼目光，要说刘裕完全不动情，那是假的。他并不是不想一统天下，完全恢复汉家山河，但他更是一个理智的政治家，在重大决策上，从来不受感情的左右。
所以刘裕虽然也很难过，但没有改变东归的决策，只是向关中父老们安慰解释说：“我接到朝廷征召的命令，不得不回（这便是刘裕，即使在动情时也不妨碍他面不改色地扯谎。他又不是岳飞，朝廷哪有他大？）。但我已经安排了次子和一大批能干的文武官员留守于此，你们要好好配合他们，守好这个地方。”
于是，刘裕回去了，轰轰烈烈的北伐之战到此戛然而止，继前秦苻坚之后，最有可能一统天下的雄主，停止了他前进的脚步。这个决定让当时和后世的无数汉人扼腕叹息，直到八百多年后，一位充满爱国激情的诗人仍然对此事耿耿于怀，在自己的诗作中表答了对刘穆之逝世的无比痛心：
萧相守关成汉业，穆之一死宋班师。
赫连拓跋非难取，天意从来未易知。
——（陆游《读史》）
北伐之迷 上
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正月二十六日，刘裕回到彭城，距离他出发的时刻，刚好满一年。就在这短短一年间的一去一回，刘裕给后人留下了两个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一、刘裕发起第二次北伐的主要动机何在？二、假如刘穆之不死，刘裕有统一中国的机会吗？
自从崔浩将刘裕比作晋室的曹**开始，到如今涉及此段历史的多数文章，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都大同小异：刘裕为了篡位需要提升威望，所以借北伐立威，并无统一天下的雄心。不过，说得人多就代表正确吗？这个答案果然是无懈可击吗？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点儿，不要只睁着刘裕一个人的事，用相似的历史作一下对比，那么就可以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漏洞很大。
刘裕要取司马家而代之是肯定的，但这和北伐没有必然联系，北伐成功对他建立新朝只是一个有利条件，绝非必要条件。假如刘裕的目的仅仅是一个皇位，那他完全用不着发动这次战争。
在北伐后秦之前，刘裕已经对内平定桓玄与孙恩、卢循之乱，相当于两挽东晋这座危楼于既倒，对外则攻灭了南燕和谯蜀两国，并曾用外交手段就收复十三郡领土。这样的武勋实际上已超过了当年代魏的司马氏祖孙（即使把篡位前司马氏四代老板的战绩加起来，对内也没有可与刘裕相提并论的功勋，平定淮南三叛性质上仅与刘裕摆平刘毅和司马休之差不多，而对外也只灭掉了一个蜀汉）。
再看看刘裕之后，无论是南朝的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或是北朝的高欢、宇文泰、杨坚，论武功均不能望伐秦前的刘裕项背。（尤其是杨坚，这位隋文帝在篡位前根本就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功绩，甚至还不如桓玄，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这一群篡位皇帝中的最成功者。从杨坚的成功，我们可以这样作相反的推想：假如桓玄称帝之后的表现不是那样差，也没有倒大霉遇上刘裕这个煞星的话，楚朝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正统朝代，堂而皇之地写入二十四史。）
如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既然这么多道行不如他的篡位同行们，都可以顺顺当当地改朝换代，凭什么武功已经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刘裕就还得再灭一个后秦？
另外从刘裕回师后的具体行止，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二。刘裕东归后，他的常驻地仍是指挥北伐的战时大本营彭城，而并非国都建康。他也没有在其北伐成功，声望最高的义熙十四年称帝，而是又等了两年，那时晋军已在关中失利，刘裕的声望已然受损。这些事实也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刘裕回来后并没马上把改朝换代当成第一要务；二、他要称帝，其实已不需要更大威望的支持。总之，刘裕回来肯定是要篡位的，但他并不是为了篡位而回来，就像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一样。
至于说刘裕不想一统天下，就像说某位穷人白手起家，打拼半辈子创立一家公司，目的只是为了当老板，并不想赚钱一样，你信吗？对已经是国家实际元首的刘裕而言，假如能够完成统一，那么最大的受益人，正是刘裕及其子孙，故而仅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他也比那些“渴望统一的广大人民群众”更有扫平列国的动力。
北伐之谜 中
虽然在商战中，每一个神智正常的公司经营者（少数别有用心的诈骗犯除外），都是希望盈利的，但并不妨碍年年都有很多家公司亏损以至破产。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能不能盈利，并不是由公司老板个人的想法甚至能力所决定的，要受到里里外外很多种因素的制约，经营天下者，业务自然更加复杂，但原理与此类似。那么假设上天格外眷顾，让刘裕始终能后顾无忧，放手于北征，他能开创一个统一的王朝吗？
对于这个问题，北魏崔浩也作出了著名的回答：不能。他提出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刘裕不能“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无法巩固他占领的地区；二是由于兵种、地形、气候等方面的差异，晋军在华北作战将是以短击长，所以刘裕“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北魏军）争夺河北”。
这两条理由有道理吗？都有。但果然无懈可击吗？恐怕不见得。别的不说，就以崔浩服务的北魏帝国为例：当年拓跋珪称王于牛川时，它只是塞外一个落后的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国家，与中原在经济、文化和制度上的差异，较之江东与关中，恐怕只大不小，后来击败后燕，便成功入主发达富庶的河北之地，并且站稳了脚跟，这一成功，难道靠的是“行塞北之教化于燕赵之地”？
当然，对于复杂的历史事件不能简单类比，要研究拓跋珪做到的事刘裕能不能做到，我们不妨仔细审看一下现存的资料，利用一些疑点进行推测，看看刘裕本来打算怎么做？
刘裕对关中人事安排的一大疑点是：他明明不信任王镇恶，手下也并非没有其他将才，为何还将关中防务这样的重任交给此人？最常见的解释，是说王镇恶在灭秦之战中功劳最大，所以这次任命属于论功行赏。
但这种解释，显然会在另一个重要人物身上碰钉子，这便是那位论行政职务还在王镇恶之上的安西长史王修（按两汉至魏晋的习惯，长史为掾属之长，而且后来王镇恶被杀后，王修未经刘裕批准，就能任命毛修之接任安西司马之职，也可见一斑）。
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地位如此重要的王长史，却在《晋书》、《宋书》、《南史》等史籍中都没有传记，我只能确定，他并非出自瑯琊王氏和太原王氏这两大政治豪门，而且就在下所看到的史料而言，在他被任命为安西长史之前，这个人就没在史书中露过脸。这就奇怪了，这么一个要名气没名气，要功绩没功绩，要后台没后台的“三无”人员，怎么就能平地一声雷，跃居众多名将谋臣之上？
好在史书在他头次出场时提供了一点线索：“（刘裕）以太尉咨议参军京兆（人）王修为长史”， 京兆，就是晋朝时长安所在的郡名。现在看出来了吧，王修和王镇恶之所以让刘裕选中的共同点在哪儿？提示一下：并非都姓王。
关中之崩 上
刘裕离开长安的消息，很快就让早已在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县）秣马厉兵，等候多时的夏主赫连勃勃知道了，他的感觉自然是欣喜若狂，与几百年后的陆放翁大相径庭。
这位对运动战极有心得，比刘裕小十八岁的夏国皇帝，是当时著名的一大枭雄。他原名刘勃勃，出自匈奴铁弗部，是铁弗部首领，常败将军刘卫辰的小儿子。二十六年前，拓跋嗣之父魏道武帝拓跋珪攻灭铁弗部，赫连勃勃的父兄以及绝大部份亲族都被北魏屠杀，只有他逃脱，几经亡命后投奔后秦主姚兴，并获得姚兴的庇护和重用。不过，赫连勃勃不会记恩，可能受到早年这段家破人亡的惨痛经历影响，他已经成长为一位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一切以**裸的利益为行动准绳，视诚信为傻帽，视道义为废纸。就像中山国那只被东郭先生搭救的狼，只等机会一到，他不但马上背叛了恩主后秦，并且立即用贪婪的目光盯上了恩主的一身好肉，垂涎欲滴地盘算着是红烧好还是清炖好。
稍稍有点让人不爽的是，看上后秦这道大餐的人不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