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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侗族等聚居区。当地民众长期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的压迫，出现了对汉人心存疑惧甚至仇视的心理。红军到达当地后，沿用在汉族地区打土豪的办法，打击反动寨主并没收其财物分给穷人，许多群众因阶级利益的一致消除了民族隔阂，拥护红军。不过苗族区域也有一些寨主组织武装与红军对抗。
红军经过广西北部时，军阀白崇禧派出一些别动队员，并雇用地痞流氓，让他们穿上红军掉队被俘人员的服装，利用夜晚去纵火，造成红军宿营地不断发生火灾。据干部团的人回忆，越过老山界进入苗民区域的第四天，寨子里便火光冲天，大家惊醒后急忙抢救，随后还送给群众一百多块大洋。
夜宿龙坪寨的周恩来有一次也险遭不测。他的警卫员魏国禄回忆，一天晚上“夜间12点左右，我被哨兵的叫喊声惊醒，爬起来跑到门口一看，哎呀！周副主席住的房后边火光冲天！”“我不顾一切地保护他从房内跑了出来。不一会儿，这间房子就被熊熊的大火吞没了。”
龙坪寨起火当夜，周恩来马上召集开会，指示保卫局局长邓发一定要把放火者查出来。经过彻夜清查，三个混入的人被抓到，他们承认是桂系军阀派来的放火者。当晚，朱德总司令专门颁布命令：“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团驻地，纵火焚烧民房，企图疲劳及嫁祸于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形象。各兵团首长及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前，严密巡查，并规定各连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扑灭，及救济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公审后枪决。”
此后，红军抓到纵火者，都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枪决。群众知晓真相后无不义愤填膺，一些人出于对国民党桂系军阀的憎恨，还当场要求参军。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藏区，起初仍想按照在苏区打土豪的老办法取得藏族民众拥护，但发现多数藏民逃得不知去向，家里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少数未跑的藏民多集中在喇嘛寺中，持枪严阵以待，不许红军靠近。这种无情的现实，使红军以往的办法失灵，不得不考虑实行新政策。
藏区统战：改打土豪为团结上层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进入藏区后，同当地群众难以接触，筹粮困难，部队生存面临着巨大威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说：“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
在这种特殊的民族区域里，中共中央决定必须实行特殊的民族政策，并提出：“不懂得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进入藏区的红军把尊重宗教信仰、民族风俗习惯和保护群众利益等若干注意事项编成的“四要十不准”歌谣，全军普遍教唱。红军改变了原先实行的打土豪政策，对藏族上层团结争取，力求他们与红军合作并帮助筹粮，至少应做到互不相扰。
为使藏族群众消除恐惧返家，红军以实际行动表现严明的纪律，不进当地视为圣地的寺庙，烧了牛粪还要留下银元。少数躲在村寨中的人见此情景，走了出来，红军就托他们上山向群众喊话，或请寺庙喇嘛活佛带信，解除群众的疑惧。红军总部到达康区的炉霍，朱德强调首要任务便是让群众回家生产。
德格地区的头人夏格刀登不听劝说，带领2000藏族骑兵阻挡红军。红三十军为争取和平解决，白天坚守不战，夜间派第二六五团这支有名的“夜老虎团”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对方营地，扑到夏格刀登的帐篷里将其活捉。军政委李先念接见了他并以礼相待，于是夏格刀登与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还出任了“博巴自治政府”的副主席，参加为红军筹粮的工作。
红军变成了“菩萨兵”
几万红军进入贫瘠的藏区后，必然产生与民争食的局面。朱德率红军总司令部到炉霍时，便提出要同群众一起展开生产。在总部机关动员大会上，他亲自作动员强调：“我们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人，我们要帮助他们把地种上种好。”红军总部许多首长都参加了春耕，各部队也掀起了助民劳动热潮，提出了“不让一寸土地放荒”。红军还向藏族人民传授了驾驭骡马耕地的技术，群众交口称赞红军是“菩萨兵”，“红军人好、心也好，种的庄稼也特别好”。由于被红军助民生产所感动，广大藏民随后也积极帮助部队筹粮。
红军进入西北的回族地区后，总政治部专门发出了《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这一指示也改变了过去在汉族地区对农村土豪采取打击的政策，实行了团结争取上层的办法。政治部门规定，各部队进村以前先派代表与阿訇接洽，得到同意以后才进村宿营；在营区内禁止食用猪油、猪肉，不得借用回民的生活用具；不得进入清真寺，不准破坏回教经典。在宁夏回民区，马家军设下了众多苛捐杂税，民众痛苦不堪，红军到后全部予以废除，红军就此得到回族群众的大力拥护。
【点评】政策灵活培养干部
红军长征时期，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最大程度地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在长征途中，红军正是靠着实行灵活和正确的政策，得到苗、彝、藏、回和其他少数群众的拥护和帮助，才保证了战略转移任务的完成。
红军有了广泛与频繁接触兄弟民族的机会，使民族政策得到了实践机会，也获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1935年8月，毛泽东曾在藏民区的毛儿盖会议上指出，必须挑选一部分优秀的少数民族人员，“给以阶级的和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红军到达陕北后，还专门把少数民族同志集中进行培养，为日后国内各民族的解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二章 坦诚是金（1）
——小叶丹当上“红军支队长”之谜
“汹涌的金沙江、大渡河，蛮荒的大凉山倮倮区；我英勇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红一方面军在征途中所唱的这首歌，述说了1935年5月，刚渡过金沙江时遇到的严峻险阻——处于奴隶社会的三百里彝区。此时，国民党飞机不断撒下传单，上面赫然写着：“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几十万大军追、侧、堵，共军插翅也难逃！”“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夺下冕宁城，放出彝族首领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薛岳率领的中央军很快又渡江追来，南返已不可能。1935年5月初，中央政治局在会理举行了扩大会议，提出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战略任务。随即，中革军委任命刘伯承和聂荣臻担任先遣队的司令员和政委，率一军团为北上开路。经过侦察，他们发现川康军阀主力部署在西昌至富林的大道上，红军只有经过大凉山彝族区，走冕宁、安顺的羊肠小道才能迅速接近大渡河边。5月20日，中央军委在礼州发出了总司令朱德“关于过彝区、大渡河的命令”。
刘、聂二人都是四川籍，尤其是刘伯承曾在川军中任职十几年，阅历丰富且作风细致，很熟悉川西地理风俗人情，对彝区的“黑骨头”、“白骨头”和家支的状态都非常清楚。刘伯承知道，彝族聚居区内部家支林立，各家支都有自己的武装，且相互械斗不息，但却能保持一致对外，并擅长山林作战。历代统治者以及地方军阀对彝区用兵进剿，大都以失败告终，因而把彝区视为畏途，以往汉族的军队想通过彝区几乎不可能。1863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部深入此地，前有清军拦截，后有彝民围攻，才落得个全军覆没的结果。
红军到达彝区时，在方圆几百公里的区域内分别有沽基、罗洪、倮伍三大黑彝家支分片统治。四川军阀为控制他们，抓捕了不少彝族首领关在冕宁县城监狱里当人质，哪个家支若不听令便杀这些头头。这种压迫政策，使彝区上下对汉人普遍都有疑忌甚至是仇视情绪。红军占领了冕宁县城后，马上把黑牢中的彝民囚犯放出来，还请一些头头喝了酒。有些彝族头领懂得点汉语，刘伯承便向他们宣传民族平等政策，说明此次只是想借道通过。这些人出于感激，表示愿意带路。一些获释的彝族同胞得到红军发给的食物衣物，回家后又当了民族平等政策的宣传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