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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朱德还是以大局为重，尽全力做好自己能做的工作。1934年9月，当中央苏区在敌军围攻下情况危急时，朱德同周恩来等人一起筹划对粤军开展统战工作，并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致信广东军阀陈济棠，以抗日和反蒋的大义劝说，使其同意在赣粤边界放开一个缺口，中央红军得以由此突围西进，开始了长征。
中央红军出发后，朱德虽无实际指挥权，却经常到部队中做鼓动工作。在很少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也根据实际提出自己的意见。红军渡湘江时，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军夹击，朱德对于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提出不同的意见，可德国人不但不接受，还大发雷霆。朱德对那些照搬苏联教条的领导人极为不满，赞成更换领导。
1935年，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参加了会议，并以尖锐语气批评了“左”的错误，他说：“这样的错误如果继续下去，红军就不能再跟着临时中央走了。”他还表示完全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支持从这位井冈山时就在一起的老战友指挥红军。红军总司令的这种态度，对遵义会议取得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能打中朱德的子弹现在还没有造出来呢！”
在遵义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今后的军事指挥仍由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负责。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差不多都是在到达宿营地后彻夜工作，白天行军经常要躺在担架上睡觉。朱德便在日间行军中处理各种事务，晚间睡觉，形成了时间上的分工。在行军中，朱德也很少骑马，总是同指战员一同步行，边走边谈，自己的那匹马则用来驮运伤病员。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向北进军，一渡赤水时在土城遇到川军拦截，敌军进行反扑还威胁到中央机关。形势紧急，朱德向其他负责人提出要亲自到火线上指挥，毛泽东马上组织身边的同志开了一个“欢送总司令上火线”的临时欢送会。当有人叮嘱保重安全时，朱德豪迈地回答说：“能打中朱德的子弹现在还没有造出来呢！”朱德在枪林弹雨中闯了数十年，竟然一直没有中过弹、负过伤。
朱德亲自赶到红一军团前沿阵地时，川军已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射击了，他身边弹雨纷飞。当时又遇下雨，朱德衣裳湿透，仍挥动驳壳枪指挥部队。总司令的勇往直前极大鼓舞了一线指战员，终于将敌人打退并夺回制高点。激战到黄昏，部队撤出战斗向西转移，其他人劝总司令先走，朱德却一直等到后卫团到达才通过浮桥。当时，敌军的一颗炮弹正好落在他的身旁，幸而没有爆炸。
“长征二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第一次过草地时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朱德就此同四方面军部队在一起生活战斗了一年多，当时部队命令多以“朱张”（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名义下达。
第一次过草地后，张国焘改变主意要求全军南下，随后又另立中央，企图分裂党和红军。在这种形势下，朱德在会议上明确表示：“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面对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谩骂，朱德泰然处之，一直耐心地向指战员们解释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红四方面军一部有人当面攻击说：“你要北上，你自己走好了。”朱德又坚定地表示，中央让我到这里来，我不能离开。
四方面军南下作战连连碰壁后，张国焘情绪低落总待在屋里，只有朱德常到一线指挥，这使他在四方面军指战员中树立起很高威望。各主力会师后，朱德坚持对三个方面军的指战员一视同仁，多年间全军干部都以“朱老总”一词称呼这位备受尊敬的长者，他的公正态度也对消除山头主义起到了很大作用。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为时一年，朱德却因随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又拖了一年才到达陕甘宁，等于走了两年。他自己也曾说过，“长征二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
长征中举办野菜展览会
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后，遭到敌军重兵拦阻，连战不利，被迫退向荒凉的西康藏区。这时，中央红军北上陕甘却打开了局面。朱德为顾全团结大局，尽量不正面批评张国焘的错误，却总是宣传北上的胜利，使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感到还是中央的方针正确。
这时活动在贵州的红二、六军团与党中央失去了电信联系，只是在蒋介石开始新一轮“围剿”，红军活动地域日益缩小，情势日益危急的情况下，红二军团才突然收到中革军委电台的联络信号，而此时原中革军委电台实际已为张国焘所控制。朱德认为这样一支红军主力孤悬西南十分不利，于是同张国焘一起致电任弼时、贺龙等人，希望他们能到西康来。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并与留在四方面军中的原红一方面军的三十二军（原九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于二方面军干部大都来自朱毛红军，他们拥护朱德提出的北上会合一方面军的主张。四方面军的大多数干部经朱德的耐心说服，加上看到在康区没有出路，也赞同北上。
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又分路北进过草地，朱德让总参谋长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自己继续随四方面军行军。此刻是第三次过草地，筹粮更为困难。朱德带着身边的人寻找可食的野菜，共找到牛耳、大黄、灰灰菜、野葱、车前草等六十多种。随后，朱德组织了野菜展览会，让四方面军各部队都派人来参观并介绍推广，既避免了误食有毒野菜，也能弥补干粮的不足。
草地几百里无人烟、无房屋，每到晚上，朱德和警卫员就在稍微干燥的场地上背靠背地坐着打盹儿，粮食不足就挖野菜或到河里钓鱼。对这段历程，朱德一直念念不忘，称野菜是“革命菜”。解放后他还带领亲属挖野菜吃，教育后代不要忘记那段最艰苦的岁月。
【点评】“朱毛”并肩成旗帜
无论是在工农红军、八路军还是在人民解放军中，朱德都是总司令。毛泽东晚年见到朱德时，又肯定他是“红司令”，并说：“朱毛，朱毛，我是你身上的毛啊！”在艰难的长征中，朱德不仅个人激励和带动部队，还能很好协调三个方面军的关系，做好各方面的团结工作，从而赢得了全党全军的尊敬。长征的历史乃至整个红军的战斗和发展史，都与朱德的英名永远联系在一起。
第四章 谁有真理跟谁走（1）
——张闻天“三让总书记”之谜
在红军万里长征的途中，中共中央在特殊环境中产生了一位总负责人，这就是“留日留美复留俄”，有着“红色教授”之称的张闻天（笔名为洛甫）。这位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举止有着学者风范的领导人，被毛泽东开玩笑地称为“明君”。他配合毛泽东开好了遵义会议，又在征途中“三让总书记”，显示出不计个人名利的坦荡胸怀。
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反对只吃“洋面包”
张闻天参加过五四运动，接着又先后留学日本、美国和苏联。他懂日语，能用英语讲演，俄语水平也很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同王稼祥等被推选进入苏联最高理论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党内很多人都称他为“老教授”。当时，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曾一度赞成王明等人照搬苏联教条而提出的理论观点。
1931年，张闻天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等职。他与博古、王明等人是留苏同学。李德曾对张闻天说，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可张闻天与照搬苏联教条的领导者的分歧却日益加深。
他了解了毛泽东开辟根据地的过程，深感吃“洋面包”的许多人缺乏实际经验，按照苏联的教条打仗和建立政权在中国往往是行不通的。在瑞金期间，张闻天对已经没有实权的毛泽东很尊重，感慨说：“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第五次反“围剿”时，张闻天一再同李德争执，认为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
红军长征开始后，张闻天没有参加最高军事领导，而随中央纵队行动。看到反“围剿”斗争的失利、长征初期惨重的损失，他在途中向毛泽东倾诉了苦闷和忧虑。两人经过长谈，认为应清算错误的领导者。这时负伤的王稼祥也经常同毛泽东、张闻天一起谈话，并达成了一致的认识。有人把毛、张、王三人称为中央队的“三人团”，以此区别于负责最高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