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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常委、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却没有最后决策权，而只是负责处理具体事务。长征出发前，准备工作由以博古、李德、周恩来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其中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他对远征和留下的干部的安排都考虑得细致入微。得知陈毅负伤后躺在医院中无法动手术，他马上下令打开已装箱准备抬着出征的X光机，为他拍片并开刀取出碎骨。对于编入休养连的体弱同志，周恩来也做了周到布置。
关键时刻，力推毛泽东指挥
周恩来在湘江之战后，便坚决反对李德再来指挥红军。一向为人谦和的周恩来，曾在宿营地同这个洋顾问吵得拍桌子震翻了马灯。这时博古也不再出面袒护，而要周恩来“不要理他”（指李德）。据当时为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湘江战役后“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真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同志”。就此，军委的集体领导得以恢复，结束了由洋顾问瞎指挥的不正常状态，毛泽东的意见也得到了采纳。
周恩来以其军委核心领导人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对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力主毛泽东来指挥红军。尽管会上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然而他遇事总是征求和听从毛泽东的意见。长征到达陕北甘泉时，遵义会议旧址毛泽东提议周恩来担任军委主席，却被坚决推辞，从此在党内多年间有了一个亲切的称呼“周副主席”。
长征时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在回忆当年战斗经历时，曾有一个总结：“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副主席知道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对我们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战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
在茅台镇连喝25杯
周恩来在党内军内一向有“管家”之称，他的勤奋精神无人能及。周恩来的记忆力惊人，各师、团领导来汇报时，对于有多少人员、多少弹药他差不多都能记得，经常还能具体讲出某次给了多少弹药，并把时间和数字都说得丝毫不差。下级干部对周恩来的这种能力都极为敬佩，汇报前都要详细准备，丝毫不敢懈怠。
长征期间每天到达宿营地，其他人能够休息，周恩来却要马上接电线、挂地图，收看电报和侦察材料，然后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听取汇报，详细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军事部署和行动。周恩来每每拖着疲惫的身体，以惊人的毅力处理各种事务，工作大都通宵达旦。由于总参谋长刘伯承眼睛不好，在油灯下看字困难，周恩来将起草电令的事也担当起来。即便在吃饭的时候，周恩来也是一边听汇报，一边口授处理意见。
如此繁重的工作，使他眼睛里总是布满血丝。长征中任干部团政委的宋任穷回忆夜间汇报的情形说：“恩来同志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实在支持不住了，在批阅文件或听汇报时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睛，睡着了。这时我们不约而同屏着呼吸，默默地坐在一边，不敢发出一点声响，希望他尽可能多休息一会儿。几秒钟或分把钟后，恩来同志便猛然醒来，继续同我们谈话，交代任务或写行动命令。”有一次参谋向他请示，周恩来在睡梦中“嗯”了一声，参谋以为他已经同意。第二天周恩来询问后说完全不知此事，马上规定以后必须把他叫得坐起来，才算叫醒。
通宵工作后过于劳累，周恩来有时被迫在行军出发时躺在担架上睡一段，不过还经常被各种报告叫醒。他行军时很少骑马，因为担心打磕睡摔下来，因而多是步行，一边走还一边同身边的人谈话，了解部队的情况。
周恩来一向生活简朴，不过有时饮酒且量很大。他在路过茅台酒的产地时，看到这一名酒大家都想品尝，便喝了一次。1972年周恩来曾告诉尼克松，长征途中他在贵州的茅台镇一口气喝了25杯茅台，居然没有喝醉。不过在紧张的长征途中，这样的情况很罕见，即使在庆祝会上周恩来也节制自己饮酒，以防止酒后误了公事。
红军强渡赤水河渡口之一——茅台
过草地患肝病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因张国焘不同意北上，中央多次开会仍很难取得一致意见。为了照顾党内团结，周恩来同毛泽东商量后，主动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并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张国焘后来当了叛徒，在所写的回忆录中骂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却唯独对周恩来还表示敬重。
红军在长征过草地之前进入藏区，当地粮食缺乏，周恩来同大家一起吃野菜和青稞。他因工作过度劳累已身体虚弱，这时终于支撑不住病倒，连续几天发高烧。经医生诊断，确认这是肝炎转脓疡，当地又没有条件动手术。患肺结核且已吐血的妻子邓颖超赶来看望时，从周恩来身上脱下羊毛背心，一下子就找到170个虱子。
病势危急，干部团团长陈赓等人从雪山上取来冰块，采取局部冷冻的办法，使周恩来从便中排出半盆绿脓，才转危为安。由于连发几天高烧且未吃东西，彭德怀安排人抬着周恩来向草地行军。此时战士们因饥寒交迫，身体都很虚弱，在泥泞中一脚深一脚浅地艰难行走。因人手不够，兵站部部长杨立三也亲自来抬担架，双肩都被磨破。周恩来见此情景不忍心，几次挣扎着要爬起来自己走，都被陈赓拦住。
1954年，任总后勤部部长的杨立三患癌症去苏联医治病逝，遗体运回北京时，身为总理的周恩来亲自前去抬棺，以示永远不忘草地之情。1961年陈赓去世时，周恩来正在广州，马上向北京打电话提出追悼会等自己回京后再开。他赶回北京下飞机后，未回家便直奔设在中山公园的灵堂吊唁。
【点评】勤奋忘我坚定不移
周恩来在长征中的动人事迹，只是他一生奋斗精神的一个缩影。一提起周恩来的名字，人们就会油然而生敬意。
在长征中，周恩来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看到了毛泽东领导的正确，从此坚定地拥护并以全力去辅助。周恩来以忘我的精神为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回顾当年红军长征的胜利，毛泽东起到了最重要的领导作用，周恩来则起到了最重要的辅助作用，他的英名将永远同毛泽东的名字一起铭刻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史册上。
第三章 身先士卒（1）
——“红司令”朱德长征之谜
从井冈山斗争起，朱德与毛泽东便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旗帜，中央红军也常被称为“朱毛红军”。长征期间，朱德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在征途上他以身作则激励全军，面对党内复杂的斗争，在逆境中仍忍辱负重努力做工作，最终促成了三大主力实现胜利会师。长征结束后，毛泽东称赞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铁”。
“伙夫头”来历并不简单
在长征的红军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年已五旬、面容坚毅而又慈祥的指挥员，在队伍中激励广大指战员。这就是红军总司令朱德。由于他年纪已大，衣着与战士一样破旧，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伙夫头”，而他本人也以这个绰号为荣，因为这体现了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的精神。
出身四川贫苦农家的朱德早年考入云南讲武堂，在旧军阀部队中官至旅长。1922年秋，朱德到德国学习战术，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在那里，朱德见到了周恩来，并经其介绍于翌年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朱德又进入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在军训班学习。
1926年他回国后，曾利用旧关系到川军、滇军中动员北伐。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在起义军南征潮汕失败时率领“铁军”余部近千人经过转战，最后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建立了红四军并任军长，成为全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时，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名字传遍全国，“朱毛”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的一个代称。
有职无权“使我伤心”
朱德虽然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长征前夕的实际军事指挥权却操在博古、李德等人手中，准备突围西进的决定，直至需要用总司令名义下达命令时才告诉他。朱德事后感叹，这“使我伤心”。
不过，朱德还是以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