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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找ＣＣ派。
十、表示不愿打红军，但现在不能停，蒋之政策仍靠剿匪，故现处苦闷。北进想驻清涧绥德大道，道路旁山区可为苏区，亦可让出通黄河交通。同时他承认剿共北进就不能抗日。他承认在东北军中仍要提出红军抗日便是我们朋友、拥护红军抗日口号。他说明东北军北进肤施至少一月，他目前常驻洛川。
从以上周恩来关于张学良谈话重点的报告中，我们看不到在张学良的忏悔录中和刘鼎追忆笔记中所记录的劝告中共联合蒋介石的那些情况。很明显，至少在周恩来看来，会谈中关于蒋介石问题的讨论并不占重要地位。不过，周恩来仍旧明确提出，张学良应该离开蒋介石，和共产党一起实行“抗日反蒋”，而张学良的回答是：“他现在反蒋做不到”，以后要看形势发展再作决定。他这时对蒋的看法是，蒋是两面的，既有民族情绪，可能抗日，又为亲日派所包围，可能降日。因此，他对蒋也是两手，现在还想帮蒋，认为帮蒋才能抗日，同时也注意到另一种可能，故暗中准备在西北联俄联共，另立局面。有谁能够想象，处在这样一种将信将疑，连自己都准备另立局面的矛盾态度之中的张学良，会力劝中共应当拥蒋、联蒋？其实，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这种态度也是心中有数的，因此，周向张解释抗日之必要与可能，解释苏联援助中国之必然与真心，解释红军在山西站得住，对日军作战有把握，却并不多谈对蒋问题。并非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避免一切争论而已。因此，说什么周恩来被张学良的拥蒋、联蒋主张所打动，表示要回去劝说中共中央改变政策，恐怕不合逻辑。不仅如此，事实上周恩来仍旧把“抗日反蒋”视为一体。他明确认为：张学良现在之所以还不能“揭旗抗日”，就是因为目前“揭旗抗日”必然要与蒋介石相对抗，而他还不能完全改变对蒋介石的幻想。周恩来于会谈后第三天就在一封电报中说明过此点。电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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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拨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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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目前行动，彼因对蒋尚幻想及利害关系，反蒋尚不可能，但认识蒋真投降，彼即离蒋独干。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周恩来无论会谈中还是会谈后，仍旧寄希望于张学良能够转而参加抗日反蒋。而周恩来也断定，张学良具备这种转变的基础，只要条件成熟，他肯定会站到共产党一边来。周恩来总结他的印象是，估计张：
一、确有抗日联共联俄要求及初步决心，但揭旗抗日，必须情况发展到下列程度：（1）红军与日本直接冲突；（2）国际外交有进一步开展；（3）或蒋介石急他，蒋降日卖国状况益显著时。
二、目前行动，只要我们在关中能打击东北军，杨部在宜川不进，沿潼关到肤施大道发展游击战争，摧毁其沿途工事，并乘其主力回调，击中央军，打通永和关以南两岸交通，判断东北军北进行动可暂停止，以便促进局势开展。
三、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
从上述报告及相关文件的内容中，我们怕是很难相信延安会谈有所谓张学良力劝中共实行拥蒋、联蒋，周恩来为之心动的情节。其实，关于周恩来延安会谈后究竟是继续坚持中共中央“抗日反蒋”方针，还是接受所谓“联蒋抗日”思想的问题，从周恩来回瓦窑堡后写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信称：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在这里，周恩来主张张学良反蒋的态度，可以说是再明白不过了。蒋介石为日帝所要挟，屈服难免，其进兵山西、抗议苏蒙互助协定，足以为证。以蒋势力之大，排斥于抗日战线之外，固足可惜，但不能为了要抗日，就替蒋介石这样的人做殉葬品。故真的要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就应当迅速准备联合红军，另立局面，揭旗抗日才对。由张魁堂整理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称，周恩来信中所谓“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是“中共主张有条件地联蒋”。此说显然曲解了文意。这就是周恩来的态度。其中岂有“联蒋”之意？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回瓦窑堡向留守后方的军政委员会汇报了会谈的全部内容之后，给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中，就直截了当地称呼蒋介石为“蒋贼”。他同时起草的向东北军宣传的口号，明确地主张东北军应以蒋介石为敌，主张东北军官兵“反对接受蒋介石命令自相残杀”，提醒他们认识到“强迫东北军捣乱抗日后方是蒋介石卖国铁证”、“强迫东北军开入苏区分散兵力是蒋介石阴谋”。
由此可想而知，如果说延安会谈促成了什么人对蒋政策的改变，那么至少可以肯定地说，被改变的绝不是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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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蒋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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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过两次洛川会谈，张学良与共产党在许多方面已经相当接近，但颇让人奇怪的是，在延安会谈中，张学良的言谈话语，却并不十分坦白。特别是在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上，张学良看来还多少留了一个心眼。结果，延安会谈并没有使双方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对于张学良的种种许诺，共产党方面还多少有些将信将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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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蒋酝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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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过两次洛川会谈，张学良与共产党在许多方面已经相当接近，但颇让人奇怪的是，在延安会谈中，张学良的言谈话语，却并不十分坦白。特别是在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上，张学良看来还多少留了一个心眼。结果，延安会谈并没有使双方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对于张学良的种种许诺，共产党方面还多少有些将信将疑。
在得到周恩来11日电报的第二天，毛泽东和彭德怀曾专门就此通知后方军事领导人说：“我们与彼方新的谈判已经成就。此种谈判就全局看对于我们是有利的，虽然就局部看属于不利（彼方进兵甘延并沿路筑堡）。”但毛泽东、彭德怀在电报中仍旧指示部队要保持高度警觉，对东北军仍要严加防范，称：“在我们没有得到彼方通知，因而没有发出可以允许彼方部队通过与建筑防御物的通知给你们时，你们应坚决打击之。在我们将来对外交交涉时，可将此种行动作为你们及地方部队独断行动，并不妨碍大局。”
两天后，毛泽东与彭德怀进一步提出立即设法去西安购买3000支步枪、60万发子弹，以及各种无线电器材、兵工厂器材和中西药材的问题，认为可以以此来验证张学良、王以哲联共是否真有诚意。他们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特别强调说：“关于军用品购买须有一专门组织，有专门负责人去洛川或西安，与王或张专门接洽此事。张、王是否真有诚意与决心，以其对此事之态度为证。”
严格地说，中共和红军此前确已通过甘泉解围、协助换防和运送粮草给延安城守军等事，表明过自己的诚意，而张学良尚无任何具体表现，毛泽东等有所怀疑也在所难免。不过，不论信任与否，对张学良的统战工作仍旧为全党全军所瞩目，而且是关系到红军在陕北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故谈判结束后，中共中央就通报了会谈的成绩。电称：
（一）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认为唯一出路，十大政纲张研究后提出意见。
（二）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张之部队可让路；二六军则须得中央军同意，彼可任斡旋。
（三）派赴苏联代表，他的由欧洲去，我们的张任保护，由新疆去。
（四）完全同意停止内战，并谓如红军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更有力。
（五）在他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彼现准备以王以哲军入肤施，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再看形势发展，决定对杨虎城集中宜川，进占延长，彼要我们派队至韩城阻扰，同时令陕南陈先瑞部北出扰乱西安，令关中区大活动，如此彼有所借口对蒋。
（六）通商问题，普通办货由我们设店自购，军用品由他代办。子弹可供给。
（七）互派代表常驻。
（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