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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上影响长远的民变至此才得结束。
黄巢的故事暴露了中国长期左右为难的地方。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财政开支极高；可是若没有负责的中枢，其结果也不堪设想。如果摆在美国的地图上，黄巢流窜的路线有如从美国的中西部进军佐治亚，又西南行而入新奥尔良，北去入田纳西，又再度自西向东，经过维吉尼亚、马里兰和肯德基之各部，最后还以曲折之行道通过伊利诺而入爱荷华的德蒙因。换言之，超过南北战争时谢尔曼突入南方的好几倍。黄巢渡过长江4次、黄河两次。这位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流寇发现唐帝国中有无数的罅隙可供他自由来去。各处地方官员只顾得本区的安全，从未构成一种有效的战略将他网罗。可是黄巢在各处来往，不应当认作土匪行径的最高纪录。他之能统率大军纵横南北，表现出构成一个大帝国的纪律依然存在，所需要的是构成大帝国的新逻辑将各种因素组合起来。当黄巢揭竿而起的时候，距安禄山之反叛又已130年。唐帝国的低层机构已经发育成长，超过当初的设计很多，已不是现有的高级权威所能管制。
虽说黄巢没有只手摧毁唐朝，这朝代也在他造反之后崩溃。兹后各州向宫廷所缴纳的税收愈来愈少，这朝代只挣扎着约20年。公元904年朱全忠——过去是黄巢手下的将领后来降唐，至此命令唐朝皇帝和他同去洛阳，此乃朱自已以军阀的姿态可能确实控制的地盘。于是距他篡唐而代之的行动只差一步。两年之后，他终采取了这步骤，正式结束了288年前李渊和李世民所建立的王朝。
历史重心向东移
公元906年之后，西安再未曾成为中国的国都。当中国即将进入本千年之际，情况愈为明显，国都必须接近经济条件方便之处。中国的重心已移至东边。东南区域尤以土地肥沃水道交通便利而有吸引力。即使化外的游牧民族，也以当中获有农业经验者占优势。自然之选择已使东北为他们理想的基地，远超过干旱的西北，那是吐蕃、突厥繁盛之区。所以中国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在今后400年的争斗中，采取一种南北为轴心的战线，与西安渐渐远隔。这座古老的国都，也已在历史中充分的表现过它上下浮沉的经历了。
第十一章北宋：大胆的试验
北宋时期，中国仿佛进入现代，物质文化蓬勃发展。开国君主赵匡胤打破传统中国作风，以务实的态度从事各项政经改革：神宗时王安石提倡新法，企图以现代金融管制方式管理国事，其目的无非都是想借由经济力量支援国防军备，以应付来自辽和西夏的威胁。但当时社会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支持这项改革试验成功的程度，新法未能成功施行，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朝代。
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赵宋王朝的新气象
宋代的创业之主赵匡胤是军人出身，他没有打算重新分配农业田地；也没有设计征兵，宋朝可说是中国唯一以募兵解决军事人员需要的主要朝代。赵匡胤登极之后，就在国都开封之城南开掘了一座人造湖（这开封也只为宋代国都，自后即未再为中国其他之主要朝代选作京城）。他并未经常地向部下训辞或者听儒臣讲解经史，倒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人造湖上视察水师和陆战的演习。他也常大船坞视察战舰制造。赵匡胤深悉军事上的力量需要经济力量的支撑，他决心在库房里积绢200万匹当作自己财政上的储蓄，以便和北边半汉化的朝代交兵。
此一行政之重点从传统之抽象原则到脚踏实地，从重农政策到留意商业，从一种被动的形势到争取主动，如是给赵宋王朝产生了一种新观感。在许多方面这新气象打破了传统中国的沉闷作风而别开生面。这新趋向从政府的组织上来看，为保持门面上之前后一致，宋朝几乎恢复了唐朝所有衙门职司，同时也创立了许多新机构，这些新机构功能上更具弹性，在业务上超越旧有组织，而当中最重要的无逾于枢密院（主军事）和三司（总揽财政）。有了这些新机构，朝廷打算以实际的做法去处理各种业务，而不是仅在仪式上装门面了。且皇座既毋须全部以道德的名义自居，也就可以比较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创业之主赵匡胤就曾立志不因臣下与他意见不合而置人于死地，并将此信誓纳于太庙，传及子孙。同时为防止皇位的继承成问题，赵也在生前安排传位于弟赵光义。在这方面他较约350年前的李世民要高明得多了。
可是这一套设施只获得局部成功。从经济方面讲，宋朝面临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城市勃兴，内陆河流舟楫繁密，造船业也突飞猛进。中国内地与国际贸易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铜钱之流通也创造了新纪录，之后再未为任问朝代所打破。另外因政府提倡开矿与炼矿的进展极速，纺织业和酿酒业的情形也相埒。在行政方面，赵匡胤一心要想防止的情事大致已被禁断，即使宫廷里有阴谋也无过去之深度与范围。从历史上讲宋朝，扶植中国经济之发展逾300年，不可能说对中国之福利毫无贡献。可是在这段期间文官中的争执较前加剧，且其演出不再循照传统的方式了。起先政策上不同的意见以公事公办的态度提出辩论，但在两方坚持不下时便有投机分子钻入，使争执蒙上恶名，以后的结局也更为恶劣化。
此外也尚有其他不合情理之处。一方面创业之主赵匡胤对意识形态全不关心，结果宋代之理学与政治哲学不能分割，使意识形态的影响更为庞大。另一方面自创立朝代之日，国君与朝臣都希望对军事外交与财政采取比以前实际的态度，而结果在军事外交及财政三方面，宋朝之作为却远不如其他朝代。
这种种不可思议之处只因有了现代的历史经验才能适当地解释。赵宋王朝以亚洲大陆之大块土地作背景，在社会准备未及之时，就先企图以金融管制的技术作行政工具，以致产生了以上种种矛盾之事。
军阀割据的岁月
上章业已说过，唐代之覆亡不由于道德之败坏，也不是纪律的全部废弛，而是立国之初的组织结构未能因时变化，官僚以形式为主的管制无法作适当的调整，以致朝代末年彻底的地方分权只引起军阀割据。一个节度使，亦即地方军事首长，可能将一州一道的土地据为己有，在境内行动完全自由。他自己若要率兵征讨的话，则任命一个部下为“留后”，所以权力之基础屹然不动。年久月深，他和部下的位置全可遗传。加上在州内道内税收也由军官管制，他们定旧税之税率，也公布新税名目，是所谓“以部由主场院”。此所以朱全忠在公元907年取李唐王朝而代之时不足以惊师动众，乃因李渊与李世民所创立之制度，经过288年，早已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可是朱全忠也无法使破瓮重圆。中间自公元906年起之54年，中国史家称为“五代十国”的阶段，好像将隋唐以前的分裂局面翻一个面（但这次五个短朝代是在北方而不在南方嬗替。而所谓十国除了一个例外，则有些同时，有些前后交替，出现于南方）。简单地说，北方称帝的朝代有心制造统一的大帝国而力不从心的时候，南方的将领也乘机称王，采取行动上的独立。
全部分裂的局面既不出54年，可见得唐朝遗留下的局面并非完全不可收拾。简概说来，中国主要仍是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国家，只是各人所掌握的产业大小不同，地域上生产率也有差异——有时同一地域内尚有极大的悬殊。新的财富可从商业、农产物、酿造、工矿和内陆商业中取得，甚至铸钱亦可以获利。这已不是昔日那种概念计划即可经营管理或是豪宗大姓可以把握小地区，构成独立门面的情形。在这种条件下军阀割据实为历史对当前问题所提供的答案。
事实之发展如是，地方上之军事首长以各种名义倡导他们合法的地位，且在境内全部征兵。可是实际上兵员仍由招募而来，不过所有费用是由境内人户分摊。在很多地区正如若干地方志所述，赋税达到空前的高度。只是这和一个由中央作主全国一致的税收制度不同。主持人既为本地权威，职位又是世袭，与各地区自然休戚相关，赋税自也能按照各处之实情，根据付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