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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在孙中山辞职、袁世凯继任之后又一次被选为副总统。眼看南北二巨头在建都问题上各不相让,相持不下,他忽然想起了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政治野心也不禁为之一勃,暗想到:孙中山、袁世凯二人之所以一个要求建都南京,一个要求建都北京,不外乎是想将政敌置于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使之不能为所欲为,如果能够乘机说服他们将国都建在武昌,还怕他们不唯我黎元洪的马首是瞻?
黎元洪主意定下后,便于2月15日操纵湖北省临时议会正式作出了所谓“建都宜在武昌”的决议。并公开提出建都武昌的三个理由,第一是“武汉倡义,为全国人心所归”;第二是“地居交通之中枢”;第三是果如此,则“既涤除北京旧染之污,亦免蹈建业(即南京)偏安之习”。
与此同时,黎元洪先后致电袁世凯、段祺瑞表明此意,并正式派出湖北军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王正廷到北京,请袁世凯“驾临江汉,共同商议正式中央政府之一切组织计划”。
袁世凯老谋深算,企图利用黎元洪希望建都武昌之意,与之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孙中山建都南京的主张,于是,便用扑朔迷离之语复电黎元洪,以引黎元洪上钩。
黎元洪接到袁世凯的复电后,似乎领悟到袁世凯对武汉地位重要的承认与不反对定都武昌的意图,心中异常高兴。于是,在言行上开始向袁世凯靠拢,并不失时机地向孙中山发难,说建都南京是下策,是最不可取的。
袁世凯在利用黎元洪攻击孙中山的同时,一面与蔡元培等人虚以委蛇,表示“极愿早日南行”;另一面则唆使亲信曹锟等将领公然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变;东西列强世逢场作戏,纷纷调兵遣将,云集京津,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此时孙中山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
此时黎元洪则如梦方醒。他意识到了自己在袁世凯所导演的这一出新的“逼宫”对中扮演了一个多么可怜又多么可恶的角色。但事已至此,也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于是,他决定放弃建都武昌的幻想,全力支持袁世凯。
3月3日,黎元洪发出了耸人听闻的“四亡”通电,举出当前面临着“兵亡”、“民亡”、“国亡”、“种亡”的种种危险,而追根溯源,则“本于争都之一念”,公然指责孙中山的坚持原则乃“争意气”之举,压迫南京政府向袁世凯让步。
孙中山孤掌难鸣,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做了让步。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依旧任副总统。两位前清的奴仆,摇身一变成了创造民国的“赫赫元勋”。
但好戏还在后头。
1913年3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家宋教仁,正当踌躇满志实现其政党内阁宿愿之际,不幸被袁世凯阴谋刺杀身亡。消息传来,全国上下,人心鼎沸,袁世凯假共和真国贼的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然而,黎元洪全然不顾全国讨袁怒声震于寰宇,连续发表通电,极力为袁政府辩护,并恶意指责办案人员和被谋杀罪行激怒的人们是鼓动人心,破坏大局。更有甚者,黎元洪竟不合时宜地向袁世凯大唱颂歌,说什么“袁项城雄才大略,富有政治经验……”随后还不顾身份,向袁世凯大献殷勤:“民国之兴,发之昔虽由元洪;而成之老实我总统也。元洪爱民国如命,即爱我总统如痴,力所能济,生死以之。”
其实一向颇善察言阅色的黎元洪始终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通过宋教仁被刺一案,再次领教了袁世凯的厉害,因此,他决心全力投向袁世凯。二次革命前夕,他致电袁世凯,赌咒发誓,大发“忠诚”,表示“元洪唯知服从中央。长江下游,誓死砥柱,决不瞻顾。倘渝此盟,罪在不赦”。
袁世凯见电后,喜出望外,速回电道:“世凯若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亦罪在不赦。”
-封电函,黎元洪便敞开了北大门,迎接袁的嫡系北洋军第六师南下,过武胜关,开进了湖北。
二次革命爆发后,黎元洪即派军助战,随后又派兵开赴鄂赣边界,防止江西讨袁军北上。整个战争期间,黎元洪与袁世凯密电飞传,颇有同舟共济、心心相印之感。不过,在这次革命中,黎元洪确实为袁世凯出了大力,由于黎元洪靠向袁世凯,使各省讨袁军纷纷失败。
袁世凯当然不会忘记黎元洪。8月初,袁世凯赠黎元洪以一等文虎章,赞扬黎元洪“砥柱东南,功同再造”;8月下旬,袁世凯亲笔书写“民国柱石”四个大字,制成横匾一方,派人专程送至武;,镇压“二次革命”后,为感谢黎元洪在战事中鼎力相助,袁世凯挥毫“中华民国副总统府”八字,制成长匾,挂在湖北都督府门外,以示对黎的宠信。
但这一切都是袁世凯下的圈套。从表面上看,黎元洪对袁世凯恭顺有加,奉命唯谨,但毕竟不是北洋嫡系,加上手握兵权,这就成了袁世凯的一块心病。尽管袁世凯几欢嘉奖黎元洪,但其本意是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将黎元洪调出湖北,安置虚职,褫夺兵权。袁世凯正式走马上任后,便开始一步一步地实施了。袁世凯先是三番五次地授以黎元洪为总参谋长、江西部督、湖南都督等职,并四次电请黎元洪进京。
但黎元洪并非等闲之人,他深知其中利害关系:有兵才有实权,有地盘才有势力,不可轻易离鄂赴京,因此几次也都以谦词婉言回绝。
但袁世凯岂能罢休,他见此计不行,便破釜沉舟了。1913年12月8日,袁世凯的头号心腹北洋名将段祺瑞不告抵达汉口,匆匆一面之后,便催黎元洪登上早已准备好的专车,进京磋商要政。黎元洪这次是无话可说了。9日晚,黎元洪离鄂,10日北京即发布总统命令,任命段祺瑞为湖北部督。此时,黎元洪还在路途中。
11日晨,黎元洪所乘专列到达北京,袁世凯为他举行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仪式。
黎元洪整理衣冠,入总统府拜谒袁世凯,寒暄过后,袁世凯告诉黎元洪,段祺瑞已被任命为湖北部督,黎元洪脸上露出一丝震惊,然后唯唯表示赞同。这是黎元洪精明之处,不赞同又有什么好处呢?
短暂的会见之后,黎元洪被送到事先安排好的住所——南海瀛台,耐人寻味的是此地正是当年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的地方。
黎元洪来到瀛台,感慨万千,心中真不是滋味,后悔不该来京城,但毕竟还是来了,既来之,则安之罢,黎元洪安慰着自己,走进了瀛台住所。
几日之后,黎元洪的家眷也陆续来到北京,一一安排在四面环水的瀛台。黎元洪月俸l万元,公费2万元,合计月支3万元,与孙中山当年在北京时的礼遇规格完全一致。
黎元洪居住瀛台,袁世凯心放了下来,还时时地给予照顾,做到有求必应。袁世凯为了笼络黎元洪,托汤化龙作媒,将黎元洪的次女绍芳许配给袁世凯的九子袁克玖为妻,从此黎袁两家结为儿女亲家。表面上看,袁世凯与黎元洪一日比一日亲密无间,可是随着段祺瑞进驻湖北、遣散湖北军队、变三楚重地为袁氏囊中之物,黎元洪日益明白,自己已成为袁世凯的政治俘虏。欲出不能,欲归无望,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的黎元洪忧形于色,日趋消沉,人渐消瘦。
1914年6月,袁世凯为实现当皇帝的美梦,特成立了名为代行立法院,实为御用机构的参政院,又抬出黎元洪这一“共和元勋”兼任参政院院长,以混淆视听,障人耳目。黎元洪深知袁世凯的用心,几度推脱未准,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充当傀儡。
但不管怎么说,黎元洪对于复辟帝制,是坚决反对的。当袁世凯征询他的意见时,他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么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但黎元洪在公开场合,并不敢表明反对称帝的态度,只好在行动上进行消极抵制。
8月底,黎元洪正式提出辞去参政院院长一职。9月底,黎元洪携家眷迁出南海瀛台,住进东城东厂胡同将校俱乐部,从此闭户不出,有宾客谒见,一概谢绝,对政事装聋作哑,不闻不问。
袁世凯对黎元洪此举,已无奈了。但作为儿女亲家,逢年过节,还是有礼尚往来。1915年年末,袁世凯送黎家礼物时,特意用红帖写上“赏武义亲王”的字样,差人送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