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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一来，宋庆龄就受到了冲击。许多幼稚无知的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把作古多年的孙中山作为“破”的对象之一，他们在南京试图砸毁孙中山的铜像；宋庆龄父母在上海的墓地也被人砸毁。宋庆龄在北京的家，也受到红卫兵的骚扰。
宋庆龄的事，平常就得到周恩来的极大关心。此次受冲击，消息很快就传到周恩来那里。
这还了得！连宋庆龄都敢冲，其他人还有安静之日吗？周恩来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要尽快修复宋家墓地，重立墓碑。
他利用毛泽东对章士钊问题的批示，把宋庆龄列为第一号被保护的对象。
在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写好后的第三天（9月1日），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郑重地讲到了尊重和保护宋庆龄的问题，他说：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极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听周恩来“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的保护口气和态度，红卫兵这才收敛。此后，宋庆龄在北京和上海的住所均未受到大的冲击。
当年10月，周恩来还批示人民出版社：同意在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前出版《孙中山选集》和《宋庆龄选集》。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4）
11月2日，周恩来还与刘少奇、邓小平、朱德、董必武等出席了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在纪念大会上讲话时明确表示：
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伟大革命家，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场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但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民主精神的高涨。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孙中山先生在这个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保护下，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遭到大的冲击，人身也没有受到迫害。
……
在周恩来亲笔开列的名单中，排在最后并特意用括号标出来的，是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
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李宗仁这位转瞬即逝的“代总统”便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这年12月，李宗仁经由香港飞往美国，从此过起了长期流落异乡、寄人篱下的生活。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以求同存异的精神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尽管美国在台湾海峡继续制造紧张局势，但是中国政府仍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李宗仁接到这一信号后，开始了积极拥护祖国和平统一、反对外来干涉的活动。不久他便表达了想回祖国、“叶落归根”的愿望。
经过精心准备，1965年，李宗仁回国的时机终于成熟。7月18日，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李宗仁安全地回到了上海。这位重要人物刚踏上祖国的土地，周恩来偕陈毅副总理和上海、北京的党政军负责人就两次到机场迎接，足以见得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对这位为祖国统一作出应有贡献的前国民政府代总统的重视……
李宗仁“叶落归根”后不到一年，祖国大陆的一场政治动乱便悄然登上历史舞台。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便担心李宗仁会受到冲击。因为李宗仁刚刚回到祖国大陆，还不适应大陆的政治环境，在红卫兵“破四旧”和抄家的热浪中，李宗仁自然更容易被牵连进去。
为此，周恩来及时地把李宗仁列入被保护的名单中，并向他家派去了两名解放军卫兵。在抄家之风刚刚开始时，李宗仁还比较安全。但为以防万一，周恩来还是派人安排李宗仁住进了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
入院之前，李宗仁曾与其他上层民主人士、著名爱国人士“应总理之邀”参加了1966年国庆盛典。
盛典还未开始，李宗仁等人先聚集在天安门城楼的东休息厅休息。这时周恩来走进来，与大家一一握手，致以问候。走到李宗仁面前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关切地说：“德邻先生，我看你还是到301医院去住几天吧，红卫兵是些年轻人，有革命热情，但不大懂党的政策，你可能也会受到他们的干扰。”
李宗仁备受感动，但仍执意地回答：“我不去，我住在家里很好。”
李宗仁的“家”，即归国后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周恩来指示下安排的位处——北京西总布胡同51号。1966年3月21日，李宗仁原夫人郭德洁病逝以后，他于7月25日与原阜外医院的护士胡友松结婚，继续同住在这里。由于种种原因，胡友松首先受到红卫兵冲击。
周恩来此时对李宗仁的新夫人胡友松受冲击一事已有所耳闻，他严峻地问李宗仁：“李先生，有件事我一直放心不下，你的夫人现在怎么样？听说，红卫兵找她的麻烦，批斗了她，还让她扫马路，真有此事？”
李宗仁连忙笑着摆摆手说：“总理，没有这回事，全是谣传。”
“哦！”周恩来长吁了一口气，“李先生，这我就放心了。你回去后，请代问夫人好。”
周恩来考虑问题的周到细密和对人的关怀备至，李宗仁是知道的，他不愿在小事情上麻烦总理，尤其是在天安门城楼上这种庄严的场所，他更不愿给已经在混乱局势中心力交瘁的周恩来增加心理负担。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5）
但周恩来对李宗仁的住处仍很关心。他又问：“你那里有没有红卫兵去闹呢？”
李宗仁说：“没有。他们要来我也不怕。”
听了这话，周恩来哈哈一笑：“好，你倒想得开；我也放心了！”
后来，随着形势的迅猛发展，周恩来越来越担忧党内外干部和民主人士的安全，并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对李宗仁的安全，周恩来仍不“放心”。
一天深夜，周恩来两次派人动员李宗仁夫妇到安全的地方疗养、避风。最后一次是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位副局长出面，动用总理的专车，才把李宗仁夫妇接到301医院“将军楼”保护起来。
按周恩来的安排，李宗仁入301医院后，和章士钊、张治中、程潜、何香凝、傅作义等高级民主人士一样，与外界的混乱局面几乎隔绝，楼区有军人值岗保卫，任何无关人员不得入内。为保证万无一失，他们每个人还按要求更改了姓名。
在一段时间里，民主人士们在周恩来安排的处所里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躲过了“文革”初期强大的抄家之风。
……
在民主人士中，有许多人对“文革”的做法很想不通，甚至充满对立情绪，这更是给红卫兵们造成了口实。对那些思想不通或因其他原因不肯离家接受入院保护的民主人士，周恩来则采取了另外的方式加以保护。他批示派解放军战士或公安人员身着便装，臂戴红袖章，到被保护对象家中做警卫，并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同时还交代警卫部门与当地派出所和所在机关取得联系，请他们予以协助。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民主人士的保护，不只限于名单上列出的人，凭着多年革命斗争和政治风浪的经验，周恩来密切关注着所有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的安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运动中，周恩来担心民主党派进一步受到冲击，他于1969年5月4日特意致信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并转人大、政协军代表，在信中提出：应与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谈谈政策”。
他还说：
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的干部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