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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鱼问题（注：指1966年12月初，国务院农口决定一部分渔轮轮流回港学习一事），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
乱中求治（7）
……
说到这，负责公检法的副总理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保谭震林同志的。”
听了这话，谭震林更生气：“我就是不让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说完，谭震林站起身来，拿上衣服就往外走，边走边说：
“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一直没有说话的周恩来这时大声叫住谭震林：“震林同志，回来，不要走！”
周恩来清楚，像谭震林这样直言顶撞江青一伙，这还是第一次。谭震林在气头上所说的话，会招来麻烦。
这时陈毅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谭震林听从了周恩来和陈毅的劝告，他走了几步又转回身子，面向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
谭震林回到座位坐下后，陈毅接着从历史上党内的整人运动开始讲起：“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
陈毅非常清楚林彪、江青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毛主席的两面派阴谋，他有所指地说：“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把班交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是搞修正主义吗？”
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人都发了言，他们针锋相对，有拍桌子的，有大声怒斥林彪、江青一伙的……
当李先念说到“从《红旗》第13期社论开始（注：该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并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全国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时，周恩来当即质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社论就是康生和陈伯达授意写的，但惯于耍阴谋的康生当面撒谎说：“我没有看！”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针对许多老干部被林彪一伙整残整死一事，言犹未尽的谭震林还说：
“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里流眼泪！”
站在林彪、江青一伙立场上的谢富治会上曾插话辩解，被李先念痛斥为：“你不要和稀泥！”这时谢富治又插话对谭震林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驳斥他：“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谭震林的话，道出了许多老干部的心声。
……
这就是“大闹怀仁堂”事件。它反映了一大批无私无畏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同以林彪、江青为首的阴谋家、野心家所进行的英勇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除了在关键时刻站在老一辈革命家一边说了几句话以外，几乎保持沉默。究其原因，是由他在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的一伙人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在全党、全国都有一定的欺骗性，他们所干的坏事，许多是背着毛泽东的，但有些却是得到毛泽东的许可的；再加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决定了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在这场斗争中，既要有勇气，又要有智谋。
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采取了巧妙的斗争策略。会上，他站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边，对他们奋起抗争的做法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他虽然没有直接去批评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却表露了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的不满。同时，他适时地提醒那些火气旺盛但容易“过火”的老帅们要注意斗争艺术。会上周恩来说的一句话，对参加会议的谷牧来说记忆深刻，几十年后他还回忆：“总理反复地讲一句话，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呀，但是不要发牢骚嘛。”
乱中求治（8）
“大闹怀仁堂”之后，周恩来进入极其艰难且十分痛苦的“角色”中。
以往中央碰头会开完后，周恩来都要到毛泽东那里去汇报会议的情况，而这次则不同，周恩来很难向毛泽东反映会议的内容，他采取了避而不去的办法。对此事，谷牧曾经这样回忆：
我们那个碰头会，每次开完会，总理都必须到毛主席那儿去汇报，当天晚上就去，这一次周总理没去，三天没去。当时“四人帮”他们一伙儿，江青、张春桥，他们就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状。毛主席不高兴了，说你们过去每次开会，你周恩来都来讲一讲，怎么这次不来了？因为总理去不好讲，他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的。
见周恩来不去讲，江青、康生等人便“恶人先告状”。“大闹怀仁堂”的当天夜里，他们策划由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在人民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以“集体”的方式对怀仁堂的讲话进行了许多歪曲、篡改和断章取义。然后，他们带着这份《记录》来到中南海，又以欺骗、夸大的手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张春桥在汇报时就肆意歪曲陈毅的讲话：“陈毅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毛泽东听说有人反对延安整风运动，顿时就恼怒起来：“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其实谁都清楚，陈毅要反对的，只是延安整风期间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志当做“特务”批斗的做法。因陈毅在中央碰头会上戳到了康生的痛处，所以他要报复，挑起毛泽东的愤怒。
张春桥在汇报时还告了周恩来一状：“总理对《红旗》第13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
毛泽东不屑一顾地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
毛泽东听了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的诬告以后，真的动了肝火。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16日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等人。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自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围攻、批斗，迫使他们作了检讨。周恩来也不得不作自我批评。
此后，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都要先提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停止了活动，基本上由“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
“大闹怀仁堂”后，周恩来的处境更加艰难。他的心态，“大闹怀仁堂”的主角之一谭震林看出来了。事后，“忍无可忍”的谭震林在继续抨击江青的一封信中说：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
此后，江青等人放出话去：“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总根子”；“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周恩来是‘老保’，他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
在这种情况下，为策略起见，周恩来一方面在中央作检讨，一方面说服陈毅、谭震林等老同志：先作检讨，接受批评；要顾全大局。
周恩来之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还在，就能与他们作斗争，就会找到发挥作用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行使党政军大权的中央文革小组，更是不可一世，阴风煽得更大，鬼火点得更旺。
在江青、陈伯达、康生手下，有三员“干将”闹腾得最凶，他们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三个人仗着有中央文革成员的特殊地位和江青等人的撑腰，呼风唤雨，不可一世。他们代替江青等人做了不少坏事。
乱中求治（9）
让我们来看看武汉的“七二○事件”。
1967年7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一是看看武汉的情况，一是想在长江游泳。可这时的武汉，局势极为混乱。群众组织主要有“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两大派别，武汉的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