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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1月5日，北京已是深秋时节，天有了很大的凉意。这天清晨，当周恩来从上海飞回北京时，西郊机场的寒风扑面而来。他知道，北边的莫斯科此时已是大雪纷飞了。从机场出来，周恩来急匆匆赶回中南海，因为离他出发前往苏联的时间，只剩下几个小时了。他根本来不及休息，收拾一下行装，安排好工作，便再次来到机场，和贺龙登上了北去的飞机，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往莫斯科。
代表团成员除了团长周恩来和副团长贺龙外，还有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刘晓、伍修权、潘自力、乔冠华、姚溱、余湛以及其他随员共五六十人，这样强大阵容的代表团，显然不是去进行礼节性的访问，而是有着更高的目的和任务。随行的伍修权后来这样说：
我们代表团赴苏的使命，首先是想摸一下苏共新领导的态度，希望他们能改弦更张。同时还想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即赫鲁晓夫当权时曾通过一个决定，预定于1964年底召开一次实际上是围攻中国党的国际会议；苏共新领导上台后，将这次会议改期到1965年3月召开。我们是反对召开这个会议的。现在赫鲁晓夫已经下了台，我们希望将他过去决定的这次会议取消。
为壮其行，中共中央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专门到机场为周恩来等代表团成员送行。同机前往的还有以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在飞行途中，周恩来与范文同一路会谈，在估计到达苏联后的情况时，有喜有忧。周恩来说道：关于苏联的内部情况，我们也不大清楚。从公开报纸看来，《真理报》同《红星报》的调子有些不同。《真理报》11月1日的社论还是坚持原来的路线不变，《红星报》则提到反帝、支持古巴等。从到新西伯利亚时苏方的接待和派顾大寿来接我们的情况看，苏方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到莫斯科时，有可能柯西金来接，这是最好的估计，也可能派一个部长会议副主席来接。总不会超出这个范围。
飞机上，周恩来还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份讲话稿拿出来给范文同看，他仍抱着希望但又不无担心地说：“我们准备在庆祝大会上讲话，不知道苏方是否让我们讲。”这份讲话稿，高度评价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认为这次革命“是国际性质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由资本主义旧世界进到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根本转变。从此，开始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而“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周恩来在讲话稿中还着重强调了“大敌当前，我们两党两国没有理由不团结起来”之意。
下午6时15分，当周恩来和范文同率领的中越两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等人早已迎候在机场上。柯西金来接，应了周恩来的那句话：“这是最好的估计。”
到达苏联的第二天，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拜谒列宁墓并献花圈。花圈上的题词是：“献给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弗·伊·列宁”。这一活动，是中方有意安排的。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维护在马列主义旗帜下的团结。
11月6日，上午11时10分，周恩来和贺龙等人前往苏共中央大楼，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半个小时的谈话中，周恩来首先提出了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希望在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上讲话的问题。没想到勃列日涅夫对此并不感兴趣，他托词婉拒，因为他并不在意周恩来在讲话稿中呼吁中苏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首次与勃列日涅夫接触，周恩来感到了一阵不祥之兆。这次谈话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从勃列日涅夫办公室出来，周恩来于12时25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来到克里姆林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办公室，拜会柯西金，谈了20分钟。由于他们俩人在党和政府中的相似的地位，所以他们既谈经济又谈政治。在谈到领导问题时，柯西金说：“有集体领导就可以正确解决经济和政治问题。”他还引用了苏联的一句谚语：“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聪明。”周恩来接过话说：“一个人总没有三头六臂，群策群力总是好的。”他俩都深知：一个政党如果缺乏集体领导，必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在谈话中，周恩来还强调了政治领导与经济工作的关系，他认为：必须纠正在经济工作中的不正确的政治领导，正确的领导要善于总结经验，掌握事物的规律，找出实现这些规律的有效办法。
寻求团结（5）
离开柯西金5分钟以后，周恩来又到克里姆林宫的另一个办公室拜会了老朋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他们的谈话是从叙旧开始的。周恩来回忆，1928年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时，很遗憾没有与当时的“米高扬部长”见面；1949年初，米高扬代表斯大林秘密来华，到西柏坡拜会中共中央五大书记，这是双方认识的开端。老朋友见面，既有朋友之谊，又有国家之别。这样便有了一段有趣而微妙的对话：
米高扬：你休息得很少，但气色很好。
周恩来：马马虎虎。
米高扬：我想，周恩来同志，你是有经验的人，是不是带来了恢复我们之间关系到10年、15年前那样的计划。
周恩来：我们的愿望已经在我们的贺电中表达了。我们希望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斗争。正是根据这一目的，我们这次来除了参加庆祝活动外，还希望进行接触，交换意见。我们希望，这会为今后打下一个好的开端。（周恩来再次叙旧）我已经有三年没有来了。解放后，我这是第十次到莫斯科了，解放前来过三次。我来的次数最多，但在苏联的时间是刘晓同志最长。
在短暂的时间里，周恩来连续拜会三位苏联领导人，谈话时间由30分钟，20分钟，最后到米高扬这里，只停留了10分钟。这既是时间所限，也是一种苦心的安排。这一天的主要活动安排在下午。
为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11月6日下午5时，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安排了一个大会。周恩来和中国党政代表团其他成员出席会议，听取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作报告。为配合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的访问，以期改善中苏关系，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破格隆重庆祝十月革命节。为真心表达对十月革命的纪念和对苏联新领导的支持，11月5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了贺电；11月6日，中国首都各界举行了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大会；11月7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还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与此同时，中国各大报纸第一次不作为反面材料转载了苏共中央的有关文章，《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在伟大的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并把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全文安排在11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些，都是中苏关系恶化以来所没有的举措，充分表明了中国党和政府希望改善中苏关系的诚意。
11月7日上午，周恩来等人来到莫斯科红场列宁陵墓上，与苏联领导人一起检阅苏联传统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前来参加这一活动的外国客人除了兄弟党的代表团外，还有阿联副总统阿密尔元帅，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议长本·阿拉等。在列宁墓上，周恩来见到了好几位苏联元帅，他们问起中国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核威慑下所进行的原子弹试验。其中，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对周恩来说：你们中国的原子弹炸得好。可以多炸几个。周恩来说：我们还要搞火箭。索科洛夫斯基赞成道：应该多搞。
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结束后，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进行了半小时的会谈。提到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在莫斯科，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在这里不只是要谈兄弟国家的关系，也要办外交。”在谈话中，双方都感觉到了苏方在细小问题上与赫鲁晓夫的差别（如允许各代表团进行接触，在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内可以自由地抽烟等等），但到底有多大不同，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周恩来告诉罗方人员：勃列日涅夫要我们多留几天，说有商量的可能。明天是星期天，他们少数几个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到我们住的地方共同吃饭，进行接触。
正当周恩来准备着“谈兄弟国家的关系，也要办外交”，且等待着与苏共领导人说的“有商量的可能”时，一件严重的不愉快事件发生了。
寻求团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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