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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陈云是党内较早地察觉到急躁冒进倾向的领导人，他们预感到，一个盲目冒进的局面正在形成。
作为亲密的战友，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有着最大的尊敬；作为党的领导集体的成员，对党中央的决议，周恩来历来是坚决执行的。但是，在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面前，一种本能的危机感和高度的责任心，促使周恩来等人站出来，提醒党内尤其是领导层保持清醒的头脑，力图避免犯急躁冒进的错误。
反对冒进（3）
在这种情形下，防止冒进，成为周恩来工作的当务之急！
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尽管周恩来在14日开幕式上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强调了国家“突飞猛进”的发展形势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取得的“巨大的动人的成就”，但是，在20日进行会议总结时，对即将实施的计划，周恩来还是诚恳地提醒全党：
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右倾保守，固然是周恩来所反对的；但盲目冒进，却是这一时期周恩来着重担心的问题。
1月30日，借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周恩来表示了这样的担心：
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周恩来的风格，是既反右倾保守，又反盲目冒进。这种风格在国务院工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2月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他给与会者一个强烈的感觉——经济工作必须实事求是。
会上，周恩来以稳妥的想法给国务院组成人员解释了毛泽东的提法：
“毛主席说：‘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这只是讲大体上完成，如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都可能拖长一些。”
他进一步告诫大家：
“不要有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他接着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条件”的重要性：
“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
苦口婆心地劝说之后，他针对领导者的头脑发热，狠狠地说了几句话：
“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周恩来这种用冷水给头脑发热的领导人洗头的做法，毛泽东未必能够接受。
从2月份起，周恩来开始动手压缩一些经济指标。
2月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李富春提出的对在工业高潮中产生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意见，会议决定对1956年度计划指标进行压缩，其中：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额削减6％，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削减到147亿元；双轮双铧犁产量由500万部削减到350万部。
会后，国家计委根据会议的决定开始修订《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把高指标压下来是艰难的事情，但周恩来对于压缩指标态度是坚决的。他后来称这次会议为“2月促‘退’会议”。
另一边，毛泽东仍在促“进”。
3月5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的情况，并作了一系列指示，第一条便说：
“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1955年底以前只组织了200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0。9％，似乎低了一点。第一个五年计划定低了，吃了点亏，现在可以不更改，你们要在工作中掌握。”
反对冒进（4）
毛泽东的心气很高，以致对10。9％的发展速度，他仍嫌“慢了一点”。虽然他只是要国务院的人“在工作中掌握”，没有要求马上就往高处更改，但毛泽东的求快心理，立即造成了实际工作中急、冒的惯性。
由于急于求成思想的惯性作用，国家计委当时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稿中的各项指标仍居高不下。其中规定，到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3。4％；粮食产量每年递增7。4％（由于1953年到1955年粮食产量每年只增长了3。9％，因此，在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中每年必须递增8。2％）。
3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积极领导先进生产者运动的通知》，对工人们高定额的生产运动大加赞赏：
“大批工人打破了陈旧的定额，创造了新的更高的定额。中共中央认为我国工人阶级这种以革命精神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表现是十分宝贵的。”
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3月25日下达了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尽管压缩了，但仍未能真正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
到4月上旬，经济建设上严重的紧张局面开始显现出来：财政紧张，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因过多地动用国家物资储备，造成国民经济紧张……
鉴于4月上旬以来国民经济紧张的局面，周恩来明显地感觉到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据此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是冒进的。周恩来为此忧心忡忡。
周恩来忧虑的，还不仅在于计划本身，他更担心的是党内某些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的求快思想，以及所带来的全党的急躁冒进情绪。
4月份，周恩来多次召开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他认为，盲目追加建设投资，必然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为了掌握生产第一线的实情，他还亲自到鞍山、抚顺、天津等地视察钢铁工业的情况。
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听取李富春汇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5年远景计划的设想时，多次就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沿海与内地、国防建设和行政开支与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等问题讲话。
周恩来预感，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它将有利于对下一步的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4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借机阐释了毛泽东所说的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他解释说：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忽视了农业就会犯大错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对农业的忽视不能不影响到工业。”“重工业搞多了，轻工业就要少搞。”不要怕搞轻工业，搞轻工业，国家、人民有利可图，又积累了资金。“为了国防，防止战争，重点建设在内地是可以的”。“国防工业应搞在内地，不要搞在沿海，但沿海原有工业，有利可图，也可以扩建，使技术设备充分发挥。”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注意了个人利益，也就照顾了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存在着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集权还是分权的问题”。“注意分权也就是为了集权”。二者“也是辩证的，不是绝对的，否则就犯错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就“过分集中了”。“我们是在集权之下的分权，不是只有分权。发挥地方上的积极性，就有利于集权。”
4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问题讲了话，进一步阐述了十种关系（即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的讲话，引起周恩来极大的重视，他迅速在国务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