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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处长自己监督，几夜印了8000本。王先用自己的小汽车运到西仓门的家中，隔了一天在傍晚用申伯纯的小汽车送到甜水井高崇民家，由高密发东北军前线部队。杨又派崔孟博带了2000本送到宜川，交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发给十七路军在陕北前线的部队。事前我们估计到，这本小册子一发到前线，特务必然知道，谈不到保密的。杨说：“这个本子发到前线官兵手里，作用很大。秘密保不住的时候，特务无非用枪杆吓人，咱也有枪杆对付。有勇气抗日不怕特务。特务来软的我们软对付，他来硬的我们便和他们硬干。”不料，两个被国民党特务收买的印刷工人偷着多打了一份校对清样，将清样交给了“剿总”情报处处长江雄风（蒋介石的特务）。
江雄风奖赏了这两个告密者，并立即报告了蒋介石派驻西安的亲信“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晏召集蒋系特务头子江雄风、马志超、曾扩情等开会进行了研究。他们再三研究，认为小册子既是在十七路军印刷厂印的，编者应该也是十七路军系统的人。可内容与口气却又像是东北人写的，而且宣传的对象有多处也指明是东北军。这样猜来猜去，就将目标锁定为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郭当时兼任宋子文的经济委员会驻西北特派专员）。因郭1936年夏给阎锡山一密电劝阎实践前约，相机联合韩宋组织华北抗日同盟……密电刚被特务们译出。经请示蒋介石后遂将郭秘密逮捕，送往南京，关押在宪兵司令部中。直到西安事变时宋子文来陕时，才带郭一同回到西安。秘密逮捕郭增恺时杨虎城并不知道，当听到消息时，人已送出陕西了。晏道刚在捕人后，将杨虎城约到“剿总”，对杨说：“何敬之（何应钦）在江西剿共时，何的随从人员中有共产党，把军事计划偷送到红军方面，结果何吃了大亏。你对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①
杨听了这番话，估计是印《活路》出了问题。同时又得知郭增恺被捕的消息。感到内部有问题，就令军需处和军法处迅速查明泄密和帮助特务的人。经过调查，查出了那两个向特务告密的工人，就当即关押了，使特务失掉了证人。后来特务们也发现抓错了人，了解到高崇民才是真正编写《活路》的人员之一，就要逮捕高崇民（张学良当时不在西安），杨虎城知道后将高秘密送到三原县东里堡的家中隐藏起来，命令当时在三原管家的副官王世英绝对保证高先生的安全，如遇特务逮捕可以武力抗拒。后来又送高离开了西安到天津去躲避。
相互信任 共谋反蒋（2）new
1936年1月底，中共党员宋黎以东北大学代表身份，来西安找张学良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可巧张当时不在，下属不予接待。杨虎城却将宋请去对十七路军的军官进行讲演，宣传抗日救亡。宋黎后来说：我们代表团1936年1月底到达西安，张学良去南京开会，“西北剿总”秘书长不接待。我们在西安省立第二中学宣传“一二·九”运动，而主持师生会议的校长罗端先次日即被教政当局撤职。我们深感不平，求见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在公署交际处长的引荐下，杨主任接见了我们三人。他身着将军服，魁梧健壮，刚毅豪爽，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他的客厅，待为贵宾。他真诚地说：“你们是张副司令请来的客人，也就是我的客人。张副司令不在家，你们可以先在这里参观参观。”我们详尽地陈述了北平学生抗日运动；接着阐述了西北军和东北军、西北人民和东北人民应该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剿共”必两败俱伤；现在国难当头，应该立即停止内战，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中国才有出路，西北军、东北军才有前途热情……杨主任听得津津有味，频频点头。当我们说到，目前学生们因抗日遭受迫害，宣传活动经费有困难，希望杨主任予以支持时，杨主任立即令副官取来200块钱。
这时天已近中午，杨虎城将军又用丰盛的佳肴款待了我们。当我们准备告辞时，杨主任再三挽留，请我们把对他讲的一席话再对他的参谋长讲讲，我们考虑，至今尚未见到张校长，又没有做军队工作的经验，恐出差错，因此婉言谢绝。尽管我们一再陈词，“恳请杨主任代我们向参谋长转达”，但他仍然态度诚恳地温言劝到：“走吧！走！我跟你们一起去。”说着，杨主任亲自陪同我们驱车来到公署院内的一个礼堂。当我们随他来到礼堂门口时，军乐队鼓号齐鸣，礼堂内庄严肃穆。出席大会的有尉官、校官，还有将官。共约七百多人。……我向军官们讲了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的情况。……杨将军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抗日的学生在华北前线赤手空拳跟日本鬼子作战，具有大无畏的爱国精神，我们这些手握枪杆的，绝不能坐视不动！”并领头振臂高呼：“抗日学生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顿时全场一片沸腾！②张学良回来后对宋黎等人也很重视，留他们在西安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宋黎和进步人士马绍周住在西北饭店。他们的一些活动，被国民党省党部的中统特务侦悉。8月29日（一个周末）的晚上，省党部出动便衣特务围捕宋、马。当时，马外出未归，特务遂将宋黎绑架。在押宋去省党部途中，恰遇十七路军宪兵营巡逻队。宋即机警地大喊：“土匪抢人！”巡逻队于是将宋和特务押到宪兵营营部。宪兵营副营长谢晋生（中共党员）立即向杨报告，杨着副官让谢晋生向交际处申伯纯报告，由接申伯纯打电话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即派人将宋黎接回。不料此刻，守候在西北饭店的特务又将马绍周逮捕，张学良将军派随员关沛苍到西北饭店去调查，也被省党部特务捕去。张学良当时非常生气，即在电话里要邵力子放人。而邵答复：中央调查局逮捕的要犯不能放。张学良即派孙铭九卫队营查抄了省党部，释放出了在押的关沛苍、马绍周和以前失踪的刘澜波，并从省党部调统室抄去了不少文件。事后张学良为了对应付蒋介石，发了一个请求处分的电报。蒋介石明知张学良言不由衷，但苦于当时忙着处理两广事件的善后，腾不手来解决西北问题，就回电说：“我弟处理此事，殊失莽撞；惟既知错位，后当注意。所请予以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马绍周等的审理，准如所拟办理。”表面上了结了此案，但促使他暗下了解决西北问题的决心。张、杨也从同蒋的几次较量中，增进了政治互信，感觉到形势的紧迫而加速了反蒋的活动。
救国心切 准备“硬干”（1）new
杨虎城一面联络共产党，联络国内的各种进步力量，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一面抓部队的改造，但他的重点一直放在做张学良的工作上，一直努力希望通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力量，来营造出一个西北抗日的局面来。为此，他多次与张学良谈心，交换对抗日问题的看法。在杨虎城的积极谏言和引导下，杨、张二人逐渐在用什么方式达到抗日目的的问题上形成了一致。据王菊人回忆，1936年春，一天杨虎城从张学良的家中回来，说，我同张今天谈得很痛快。张突然问我：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指抗日）呢？我说：先要停止内战。张说：我同蒋谈过好几次停止内战的事，蒋的态度很坚决，蒋说：“让我死了以后，你再不要去剿共好了’我说：软说不行就硬干。张沉思了一下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③
这时他们两人对推翻蒋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下了决心。这个“硬干”就是用军事手段。此后，王菊人等（十七路军和东北军方面奉命做这方面工作的人秘密在一起研究了好几次。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抗日，反对蒋介石。事变爆发前，杨虎城就与广西的李宗仁就抗日反蒋问题进行过联络。刘仲容1980年1月著文说：1935年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指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在此同时，风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