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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避官府追捕的同时，他集合起“中秋会”的一些青年成员（这些成员遂脱离了生产），专门从事打富济贫，开始在“中秋会”的基础上组建起一支农民武装。百姓称他们为“刀客”，官府诬称其为土匪。什么是刀客？后人研究后曾给予这样的定义：“刀客，是关中渭河两岸地区一批特殊群体所具有的独特名称。他们通常携带一种所谓‘关山刀子’。（这种刀子是陕西临潼县关山镇制造的），社会上就将他们称为刀客。”
“关中刀客，主要是破产失业的城市小生产者，以及被地主恶霸压迫陷害、含冤莫申、走投无路、手刃仇人、逃避追捕的人们。”“辛亥革命前，他们在渭北地区已形成为与清政府在陕官吏的一种对抗力量，并在辛亥革命中起了一定作用。”杨虎城和他的追随者，开始只有十几个人，几枝土枪，大部分人都用刀。一天他得知，澄城县有一批税款要送往西安，杨虎城就带领他的弟兄，趁黑夜截了这批税款。有了这笔钱，除维持他们漂泊不定的生活外，还买了一枝“曼利夏”步枪，并逐渐地发展到有了十几枝枪。他们从不抢劫老百姓的财物，活动经费都是从地主豪绅那里强“借”来的。他经常以“请客吃饭”为名，摆上一桌饭菜，将地主豪绅“请”来。他对“客人”们说：“现在我们闹革命没有钱，需要向大家借一些，等将来革命成功了，一定加倍偿还。”借来的钱，杨虎城总是让别人保管使用。他对弟兄们说：“钱的问题，我不沾手。大家的钱大家用。”为坚持和扩大斗争，杨虎城经常联络着各村的“中秋会”会员。
一天，当他去一个村子进行联络时，不慎走漏了消息，合阳县的一百多名军警包围了他们十几个人。在杨虎城的指挥下，顽强抵抗，终于突出了包围。杨虎城的左臂负了重伤，一名姓李的弟兄手腕被子弹打穿，幸好一位会中医的和尚为他们疗好枪伤。当时和杨虎城一起“打富济贫”的都是一些被地主恶霸压迫得无法生活的贫苦农民，如杨娃子、韩年、傅镇江、高汉卿等人。后来，他们又袭击了朝邑县警察局，缴了警察的枪，壮大了自己的武装。
到1915年，他们在当地农村已聚集起数百之众，拥有长短枪大刀长矛等武器百余件。杨虎城将队伍编为3个连，自任营长，孙仓浪任营副。名称定为“人民革命军”，仍沿用“中秋会”的会规。另外还规定了部队平日一律不得扰乱市面，队伍所到之处，除农民供给的粮食外，其他给养都从打土豪和袭击官府所得。由于保护了工商业，又不骚扰群众的正常生活，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与支持，力量不断壮大。官府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保境安民 谋求发展
辛亥革命后，兵祸盗匪不断。地方政府为了保境安民纷纷组织群众，办理民团。孙镇区区长孙梅臣认为杨虎城因为打死李桢在当地百姓中很有名望，杨的队伍拥有一定实力而且纪律很好，可以用来保卫地方。于是他便呈请县上要求将杨虎城的“人民革命军”编为地方民团，得到了县长的批准。随着队伍扩大，杨虎城也遇到了给养供应没有来源，队伍缺少训练，伤病员难以治疗安置等困难。更重要的是他需要有时间和条件为今后的发展打基础找出路，他接受了孙区长的好意。双方通过接触、协商，达成了协定。由孙梅臣先生任东乡民团的名义团总，杨虎城任副团总负实际责任，下辖12个分联；队伍驻扎在东乡一带，负责维护地方安全，由地方供应给养。队伍成了地方武装后，杨虎城利用稳定的环境抓紧进行训练，努力提高队伍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当时，有一股叫高林的土匪，有六七枝枪，经常在东乡的永丰川一带抢劫，危害百姓。杨虎城就和李子高、李云城、孙荷伯等率领民团一百多人消灭了这股土匪，为地方除了一害。
参加讨袁 护国斗争
1915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后狼子野心逐渐暴露，处心积虑地企图恢复帝制，建立袁氏封建王朝。
1915年10月，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派于右任回陕西运动起兵讨伐袁世凯。12月13日，袁世凯在北平称帝，改国号为洪宪。12月23日，云南将领率先在云南成立护国军，起兵讨袁。随后各地纷纷响应。在老同盟会员井勿幕的策动下，杨虎城率领部队参加了讨袁战争。他们在华县、华阴一带截击袁军，战斗中屡获胜利。缴获大批枪支弹药，部队也在战斗中得到锻炼，具有了一定战斗力。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连帝国主义列强也不敢公开支持。
1916年袁世凯在一片声讨声中病死了，他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随之讨袁战争结束，陕西进行了军队整编。杨虎城部由于在战斗中作战勇敢，组织严整被正式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一营，杨虎城任营长。驻防大荔县，负责黄河西岸防务。在大荔杨虎城认识了四川女子罗佩兰，当年与罗佩兰结婚。袁世凯在他临死前任命了陈树藩为陕西都督。这位陈都督在袁死后的第二天就通电表示服从中央，并称颂袁世凯为“中华共戴之尊，民国不祧之祖”，提出对袁的葬礼要“格外从丰”，对其遗属要“从优厚待”。这番表白遭到了陕西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却得到了北洋政府的赏识。
很快，6月10日北洋政府下令，任命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从此，原属民党的陈树藩变成了北洋军阀的忠实爪牙。陈树藩在取得陕西军政大权后，积极贯彻北洋政府旨意，对陕西人民施行残酷的统治。经济上对百姓横征暴敛，追索自民国以来历年所欠的粮款、税款；强制发行“富秦钱票”、公债；大借外债。更可恶的是广种鸦片，保护烟贩，牟取暴利。政治上大肆镇压民主力量，通缉同盟会会员李歧山、杨仁天、曹毓生等。李歧山等人为躲逮捕逃到杨虎城的军中共谋反陈。陈树藩得知后勒令杨虎城将李歧山等人交出，杨没有从命。陈又以提升杨为团长，扩编部队，增加武器等为条件希望杨将人交出，都被杨虎城拒绝。在这一时期杨虎城与同盟会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关系，开始了解、接受他们的思想主张。站到反对北洋政府，反对陈树藩的行列中。
以国家为重 摈弃怨恨
1917年7月1日，北洋军阀张勋在北京拥戴清朝废帝溥仪重新登基，演出了一场清王朝复辟的政治闹剧。各地闻讯，立即开展了一场反复辟讨逆斗争。7月8日，陕西讨逆军总司令通电出师潼关，进行讨逆。而北洋政府任命的陕西军务兼巡按使陈树藩又任命陕西警备军统领郭坚为“陕西讨逆军”总司令，康振邦为前卫司令，王飞虎为中路司令，胡景翼为南路司令，分北、中、南三路取道山西，河南，进攻北京。当郭坚、康振邦率领北路军渡过黄河，到达山西境内后，陈树藩却电告山西的阎锡山，说郭、康部为叛军，要晋军帮助消灭。又令王飞虎、胡景翼部不去讨逆而陈兵黄河西岸，企图断郭、康部的归路，以消灭异己，破坏讨逆。郭坚、康振邦部在阎锡山的截击下，几乎全军覆没，败退到黄河岸边准备渡河回陕。
陈树藩知道杨虎城与郭坚有仇蒂，便命杨部严守河西各渡口，不许郭部过河，企图把郭部消灭在黄河边。不料想，杨虎城以国家大义为重，完全摈弃个人怨恨，违抗陈树藩的命令，放郭坚、康振邦的部队安全通过自己的防区。康振邦后来回忆说：“阴历六月初二（7月20日），康同百余官兵至禹门口附近。夜间渡河西归，被船户所欺，困于河之中滩。延至初五午，羊皮筏子从西而来，据云奉杨营长虎城之命，前来送馍。并问情形。计有皮筏两个，我即随筏西渡，俟晚间登岸见杨营长，杨即派船连夜把所有官兵一律渡归。杨送我到韩城县公署，受到县知事李天五的殷勤接待。恰于六月初六，黄河水暴涨，所有沙滩尽被淹没。
我们如迟一日渡河上岸，则所有官兵，实无一人得免。郭坚率余部从永和县的马头关西渡黄河，经宜川、乾县，到凤翔，联络耿直等倒陈（树藩）。”①通过此事，郭坚彻底改变了对杨虎城的态度。郭、杨两人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走到了一起，开始了“靖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