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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进步 广结联盟（2）
不过有个条件，军人如要参加，要得到他的同意。他本人未能参加，但能一致行动。至于我，杨不同意做西安负责人，因为我工作太忙，而且亦太招摇。以后这个组织在西安发展到360人，军政人员占多数，负责人是周士第，邓演达死后，就停止活动。从此以后，杨特别加强了反蒋的军事准备工作。西北和西南方面军事代表的来往，都由我担任招待。杨为便利军事上联络，加强修建公路，设省公路局，由我介绍王若僖（德国留学生，江苏人）为局长。并要求欧亚航空公司开设西北、西南及京沪直达线；如西安至新疆、至成都，又由上海至西安等航线。都是为了各方军事代表往来的便利。当时西安到新疆往返一次，原来要两个月，航空只需两天。欧亚航空公司西安站长，由王若僖局长兼任。邓演达为了在西安发动反蒋，于1931年秋，派邓宝珊代表他来西安，帮助杨虎城的军事行动。②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等发动的“福建事变”在福州爆发。杨虎城派王子安秘密赴闽进行联系。王子安说：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江西红军的政治影响下，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对立。杨虎城将军很重视这一事变的发生，当听到福建省建立起抗日反蒋政权的消息后，异常兴奋。为了进一步了解内情，与福建省人民革命政府主席李济深等取得联系，以便协同一致反蒋抗日，决定派我前往福州秘密地进行联系。因为我岳丈是福州人，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直辖的印花税总务处处长，叔岳父又是戴季陶的机要秘书，我以探亲名义去福州，特务们是不会注意的。临行前，杨将军的参议郭增恺要给我写信，介绍李济深与我认识。我告诉他，我认识李济深，而且路上带信也不方便，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我乘火车到上海，然后化装成商人买船票到香港，中途下船，平安抵达福州。
我先会见了时任人民革命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的徐谦，说明了我这次来福州的原因，他说他的侄子徐维烈作为冯玉祥的代表也来福州与李济深等人进行联系。第二天，我谒见李济深主席，首先向他介绍了杨虎城将军在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和蒋介石处处刁难、压抑杨将军的革命力量的情况，以及杨将军积极支持福建事变并竭诚协作的心愿。李听后十分高兴，说他对于杨将军的过去是了解的，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坚守西安之役是对北伐战争的支持。
现在日寇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势如垒卵，而蒋介石却顽固地执行他那套“安内必先攘外”的反动政策，将民族推向灭亡的边缘，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首先应该团结全国一切爱国力量，铲除蒋介石这个障碍。杨将军同情和支持我们反蒋抗日，我们是欢迎和感谢的，更希望杨将军果敢的行动起来。我告诉他杨将军目前所处的环境和杨将军反蒋抗日的决心。表示回西安后定向杨将军详细汇报，并望李以后多加指导。
下午，我又去见了十九路军主要领导人陈铭枢，他同我谈话的内容同李讲的基本相同。五六天后，我从福州回到西安，向杨将军转达了李济深等人的希望，他听后非常满意，并准备积极反蒋抗日。后来在蒋介石的破坏下，福建事变失败了，而杨将军的反蒋抗日意志更加坚决，他曾说：“今后真正抗日的力量在西北。”③杨虎城出于对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崇拜和苏联顾问在解围时的表现，一直对苏联抱有很大的幻想，渴望能够得到苏联的支持与帮助。
因此，十分注重通过新疆打通去苏联的道路问题。为了与新疆方面取得联系，1934年1月3日，杨虎城委派代表飞赴新疆与马仲英、盛世才联络，并调解马、盛之间的矛盾。受派的刘佛吾曾是杨出资送往日本留过学的。他1981年3月20日说：我和蔡雪村、赵福成（又名赵寿山，马仲英来陕代表）等四人坐的飞机，是杨虎城主任出资10000元包的专机。临行之前，杨主任两次找我面谈，交代任务及应注意之点。
支持进步 广结联盟（3）
他说：“福建事件的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和蒋介石是势不两立的，为了避免被蒋各个击破，必须同外界各方联系，加强合作，一俟时机成熟，和蒋拼个你死我活。如果失败，新疆就是我们最后的退路，因为那里有很好的国际条件和地理特殊的形势，听说马、盛都还思想进步，对蒋不满。如果他们能和我们合作，不只是在军事上可以牵制打击亲蒋的马家军队，而且在政治上可以壮大西北声誉，严重动摇蒋介石在西北的统治。借赵福成来陕的时机，我想让你以我的代表名义，和盛世才、马仲英谈一谈，听听他们对时局的看法，为将来奠定基础。”“要切记保密，到后先从各方面了解情况，掌握准确材料，然后再对盛、马说出你此行之任务。否则，不光对你有危险，同时对于事业是不利的。因为蒋介石对我们极端注视，所以办事必须细心才行。”但是我们第二天到哈密时，发现马仲英已和盛世才打起来了。结果马部败退到喀什，马仲英偕蔡雪村出了国。我后来到迪化见了盛世才。这时福建事件已经解决。④杨虎城联合盛世才的打算未能实现。刘佛吾就留在了新疆，由于他是杨虎城的代表，在盛世才彻底投靠蒋介石后被关进了监狱，直到后来盛世才离开新疆后才放了出来。杨虎城除注意联系大的政治力量外，对一些进步力量甚至是小人物也很支持。
1936年10月著名进步作家鲁迅逝世，西安文教界筹备召开追悼大会，但被特务所阻挠。主办人请求杨虎城支持，杨虎城立即以个人名义送去一个花圈，从而保障了追悼大会的召开。
1932年3月，南京中央大学青海籍学生孙献瑞等5人，路过陕西回青海宣传抗日工作，杨虎城感到这几个青年学生能够回比陕西还落后而且由反动军阀马步芳统治的青海去宣传抗日，精神可嘉，就以省政府主席的名义资助他们每人路费100元。与此同时，杨虎城还十分注意做国民党中间力量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工作。比较突出的是通过郭增恺做宋子文和阎锡山的工作。郭增恺是河北省人，生于1902年腊月十三日，殁于1989年7月2日。北京大学肄业，1933年到陕西就任绥署参议员。他过去曾给冯玉祥将军当过秘书。冯玉祥在蒋、冯、阎大战时与阎锡山合作过，所以他不但在冯玉祥的属下有很多熟人，而且和阎锡山部的一些大员也熟稔。郭到杨部是经人介绍的，初时杨对他并不甚了解，但觉得他是个人才，于是亲自对他进行了一番考察。有次杨虎城乘小飞机去陕南视察，因飞机小仅能坐3个人，只能轻车简从，他就把自己的秘书留下，只带了郭增恺和副官白志钧去陕南活动，来去约两个月，视察了汉中各县又到安康，由安康回西安，乘着小飞机逾越秦岭，非常辛苦。经过陕南之行，杨对郭的了解较前深了一些，就派郭增恺做宋子文的工作。郭增恺后来回忆说：我和宋子文原不相识，杨将军认为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是英美派的代表，比亲日派进步，又与蒋介石有亲戚关系，杨将军眼光远大，与宋子文相交，可让宋在蒋方面为他讲话。杨将军还想让宋子文为陕西吸收些外资，以便开发西北。
所以我本着杨将军之意，与宋子文接触和应付，费了许多曲折和心思，终于我和宋子文日益接近。宋也认为我为杨所信任，就委任我为西安经济处处长。取得了宋子文对我的信任。在这其间，我通过宋的关系为陕西拨了一笔巨款，开发西北资源，发展铜川煤矿。杨将军叫我四处奔走，联合一切对蒋不满的人，联合北方将领商议组成反蒋大同盟。我曾三次出访到了冀察、山东、山西。我的活动被特务头子戴笠向蒋告密，蒋即直接下令叫特务江雄风把我押解南京。杨将军对此向宋子文、邵力子严厉地指出：“郭是我的朋友，是我推荐给宋子文先生为经济处长的，他犯有什么罪，蒋先生逮捕他还不容易吗？只要一纸电令，我即送他南京，何必要直接逮捕，之后还不叫我知道，犯了什么罪呢？”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