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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时对欢迎群众的讲话》，陕西人民出版社，《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5页。④杨虎城：《为陕西灾民请命给国民政府电》，1930年11月15日《西安日报》。⑤杨虎城：《为陕西灾民请命给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电》，1930年11月15日《西安日报》。⑥杨虎城：《政见商榷书》，陕西人民出版社，《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17—20页。⑦杨虎城：《在回教公会欢迎席间的讲演词》，陕西人民出版社，《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12—13页。⑧杨虎城：《在引泾工程开工大会上的讲话》，1930年12月9日《新秦日报》。⑨杨虎城：《在泾惠渠放水典礼大会上的书面讲话》；1932年6月20日《西安日报》。⑩贾自新：《杨虎城年谱》。｛11｝潘自力：《自传》，《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5期。｛12｝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第96页。
第十一章 坚持理想 探索新路
政治自由 营造民主
杨虎城在抓紧陕西的社会与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推进了他对政治民主、思想解放的想法。1930年在部队进入西安之始，他派南汉宸随先头部队入城，趁乱释放了冯玉祥时期关押的全部政治犯。其中绝大部分是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如前所提到的潘自力和蒲子政、徐梦周、刘继曾、李大章（李畅英）、景瑞卿、王友章等人。 他主政后，为了宣传进步思想，任用进步人士先后办起了《西安日报》和《西北文化报》。这两份报纸在西安始终作为他的喉舌，在民主运动中发挥着导向作用。时任《西北文化报》社长的宋绮云后来和他一起被害。他在学校里提倡思想解放、言论自由，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西安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非常活跃，学校中可以公开阅读进步书籍包括马列主义的。蒋介石派来的教育厅长李范一企图通过大范围地更换思想进步的校长与教师来扭转教育方向，由此引发了一场“驱李风潮”。在杨虎城的支持下，学生们揭发了李的十大罪状，趁开西安学生运动会的机会，各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李范一”、“反对法西斯教育”等口号。吓得李范一忙向杨虎城辞职，跑回南京了事。李范一走后由李百龄接任了教育厅长，继续贯彻杨虎城的民主思想。
陕西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共产主义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都与杨虎城所倡导的民主政治理念有着密切关系。首先杨虎城自己就在公开场合大讲抗日救国，在杨的支持和庇护下，在陕西宣传抗日，反对内战，是自由的，对进步书报也不禁止。从蒋介石白色恐怖下转移到西安工作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负责人徐彬如曾说，他1932年一到西安就感觉到那里的政治空气与别处不同，非常活跃。他经常可以接触到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开明士绅同他们讨论政治问题，就像武念堂、韩望尘、刘文伯等西安著名的大绅士都可以和他们毫无顾忌地讨论反蒋抗日问题，这些人还帮助他进行某些工作。
而蒋介石的特务们对上述情况非常恼火，但苦于无法应付。首先不能说这些学生、青年、士绅都是“共匪”，更何况这些绅士在杨虎城的政府里都有着顾问、参议的名义，搞不好，惹恼了杨虎城不好办。国民党CC在陕西的负责人宋志先曾经说过：“江西是共产党集中所在，但那里红是红，白是白，红白分明，工作比较好办。西安这个鬼地方是红白不分。不少人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甚至做的是共产党的事。”①从这一左、一右两方面的评论，证明了杨虎城的民主政治理念在陕西获得一定成功，他的“箱根计划”在积极实施中。
支持进步 广结联盟（1）
杨虎城深知仅凭自己的力量要与集东、西方列强与封建地主利益为一身的蒋介石斗争是难以成功的，一定要与各种进步力量结成广泛的联盟。他一直十分重视与国内各种进步力量（包括共产党）的联系与合作。
1930年12月，委派连瑞琦秘密赴沪，联络邓演达扩大反蒋运动。连瑞琦说：1930年12月间，杨虎城派我去南京，一是参加军政部召开的卫生处长会议；二是向中央交涉，要求陕西省机器局归陕西省办；三是秘密赴沪，联络邓演达扩大反蒋运动。第一次我们见面是在黄琪翔家里，由黄请客，在座的有郑庠（思成，前国民二军骑兵旅旅长，陕西人）。我把当时代表邓演达同奉军杨宇霆等联络反蒋的经过情况，向邓汇报。他说：“张汉卿没出息，将来要上蒋介石的当。至于杨宇霆、常荫槐等做了一辈子的坏事，最后想做好事，断送了老命；他们之所以致死，你我都要负相当责任。”他还批评我“胆大而不心细”。邓约我第二天到他家里去谈。我在他家，向他汇报杨虎城在东京的反蒋计划，以及暂时利用南京中央，设法到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一来接近苏联；二来在家乡容易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现在杨在西北已有5万多武装力量，准备训练10万精兵，就在西北独立，公开与共产党联合，实行北伐战争时期的政治纲领，讨伐背叛革命的蒋介石，与江西的工农红军南北呼应。邓听了这些情况以后说：“杨虎城的计划，我基本上同意。”并问我，杨在目前需要些什么？我答：“需要大批干部。”他问要什么样的干部？我答：“杨的意思，不要蒋介石的嫡系，要国民党左派，或者共产党而又不是公开的。”他问我要多少？我答：“杨说多多益善。”他接着说：“杨虎城很进步，希望他能接受我们的纲领；我们同杨要在政治上合作，希望你把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纲领传达给杨，争取杨参加这个组织。”邓又问我：“西北政权实际上是谁在领导？”我答：“是杨虎城领导，共产党参加意见。”邓说：“那就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作杨的参谋。”我问：“行动委员会的领导，是工人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邓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平民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我问：“这样的政权，如何能实现社会主义？”他说：“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来完成这个任务。”我问谁来领导土地改革？他说：“由农业改造训练班，并以自行耕作的农民子弟为骨干。”（当时邓没有提及以贫雇农为主。但杨虎城时常对我说，穷人拿到刀把子，才能为穷人报仇，应以穷人为主，指的就是贫雇农。）我问：“武汉政府时期，你拥护国共合作；现在为什么不这么做？”他说：“我回国后到上海，曾约共产党负责人来谈判合作，他们不理我；只好待推翻蒋政权以后再谈。”他还说：“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统一战线是不能实现的，将来毛泽东一派领导，可能实现，因为他同我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我问：“毛主张土改应以贫雇农为主，你同意吗？”他说：“这问题不大。”我问：“我们的武装部队碰到共产党的武装部队怎么办？”他说：“杨虎城的办法很好，让路。万一冲突，决不伤人。”我问：“行动委员会里有共产党员吗？”他说：“有了政权，而且这政权是反帝反封建的，它一定会帮助。”这时邓演达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当时这个组织的经费来源相当困难，我就代表杨虎城帮助了2000元。
邓问杨同意吗？我说杨会同意的。他说：“革命同志间对金钱来往，要特别清楚；有时因为手续不清楚，会影响革命。”我把这笔钱的来源告诉他，因为陕西机器局时常在沪购买材料，有5％的回扣，大概每年有3万多元；杨虎城把这笔钱叫做革命基金，他指定专门为革命用，凡是帮助革命的组织或个人，都从这笔钱中开支。邓说：“那你要事先得到杨的同意，才能动用。”我说：“杨已给了我这个权。因为他对我说过，邓先生如果在经济方面有困难，我可酌量帮助，在革命基金项中开支。”以后杨时常帮助这个组织的经费，都是由机器局的革命基金内开支。邓给杨虎城介绍了一大批干部，如周士第、王人旋、马明达、金闽生、黄国梁等数十人，这批干部里有的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也有的是脱离了共产党而未受过处分的人。我回到西安，把同邓演达联络经过，向杨汇报后，杨很高兴。他说：“我们反蒋运动，有了基础；邓演达和共产党，都是蒋介石的劲敌，加上我们的力量，这三方面的反蒋力量联合起来，蒋介石有可能很快地垮台。邓是蒋的心腹之患，他能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