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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江东为何要送出这个人情呢？孙权不是傻瓜，鲁肃也不象演义中那般老实得被诸葛亮摆布，他们把江陵借给刘备，自然有自己的考虑。
当时的情况是，曹操还依然控制了襄阳地区，还控制了江夏部分，与孙权的江夏部分对峙，此外在两淮地带对江东保持着压力。而另一方面，刘备控制的荆南四郡还有新设立的公安和曹军并没有直接的冲突，虽然在一方面限制了刘备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也使得刘备相对安全，而压力全在控制江陵的东吴军之上，如此一来，等于是孙权为刘备守北大门，周瑜生前还指望由江陵北上或西进，所以一直控制着江陵，但是在周瑜死后，江东内部便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与其在江陵和两淮一同用兵，还不如专注一边，而且刘备在荆州素有民心，众多人口由江北投奔刘备，这样干脆将江陵交给刘备，一来可给刘备一个人情，二来也可以让刘备直接与曹操对峙，减少自己的压力，这样才有了将江陵借给刘备的做法。
事实上，假如没有荆南四郡作为后勤支持，单单以江陵一地，就想在多处与曹操对峙攻伐，这对于江东是不现实的做法。江陵虽是荆州重镇，但是经过曹军占领之后，已经大不如前，南逃而来的荆州人又大都投奔刘备而去，指望以江陵就地补充，与曹军对峙是不现实的做法；而刘备虽是盟友，但是并没有为孙权部提供后勤供应的义务，刘备占了荆南和公安，如此一来，江陵若要与曹军对峙，则必须由江东从下游提供后勤补给，而江东还有两淮战场，江夏那边也与曹操对峙，这样一来对江陵的补充则对江东的压力更大了。
孙权当时只有两个选择，一则撕毁联盟，攻伐刘备，夺下荆南四郡，这样就形成孙权称帝那时的东吴疆土，（孙权日后夺得的荆州经过刘备经营多年，实力大增，完全可以以荆州一域与曹军对峙。）但是这在与曹操对峙的孙权来说，根本是不现实的，何况刘备也并非那么好打，那第二个选择，将江陵给刘备，让他对曹操对峙，减少自己的压力，则是最显示稳妥的做法了。
所以说，借江陵并不是江东孙权鲁肃等人善心发作，而是权衡利弊的结果。
不过有了这个借江陵，日后江东和刘备就有了瓜葛，假若孙权在夺取两淮方面顺利，或者刘备一直没有发展，消耗于与曹操的对峙之上，那还罢了。可结果是孙权在两淮用兵不顺，另一方面刘备不单得到江陵后壮大，还夺取了益州，相形之下，孙权未免有所不平衡，便又想到了借江陵一事，便派诸葛瑾来要求还当初借江陵的利息了。
这里就有个问题了，孙权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呢？想要整个刘备的荆州未免也过分了些，刘备虽然得到益州，但是刚得到益州，并不稳定，不可能把荆州就不要了，而且当初孙权只借了江陵，这一还就要包括荆南四郡和南郡，未免利息也太狠了些。而只要回江陵，这未免又和当年一样了，也并不太划算，从日后孙权先置官又出兵荆南三郡看，孙权最想要的是荆南，这样不和曹操冲突，又可得当地的财力，但是假若要了江陵，也不算太坏，毕竟此时的江陵在刘备关羽经营多年后，已经成为一大重地。
而从刘备这边看，他在荆州素有威望根基，荆州又是隆中对的一大环节，所以荆州是不能放弃的，即便在益州夺取之后。尤其江陵之地，是荆州北伐的基点，又是连接荆州益州的纽带，断不可失，而且此时的江陵和当年到刘备手中的江陵已经大不一样，刘备收容江北投奔而来的流民，关羽数年内多次北上用兵。（从刘备建安十五年得到江陵之日起，关羽便一直北上拓地，与乐进等曹军发生战斗，效果颇佳，所以说刘备留关羽在荆州，是有其道理的。）此时的江陵已经为一重镇，不可放弃，而荆南数郡，虽然重要性不比江陵公安等地，但是也是一方赋税来源，刘备也没到了家大业大的地步，对他来说，能不分一处便不分一处的好。
孙刘两人一个心里不平衡，要捞一笔利息，一个看着自己总算有点基业，不想快些分出去，如此一来产生的矛盾终于在孙权出兵后爆发了，建安十九年孙权出兵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到公安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与吴军对峙，未战之时，曹操出兵汉中，刘备和孙权达成协议再分荆州，我们看看他们的协议：（日后诸葛亮时代的蜀汉还和东吴有另一个分天下的协议，以后会说到）
“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
这次的分荆州孙权应该说是满意的，不久便再攻合肥去了，至此，借江陵的问题就此解决，不过，这只是解决了债务问题而已。荆州的再次分割，刘孙联盟的裂痕，孙权对两淮的攻伐不利，孙权与关羽的私人关系，这种种的一切导致了日后的荆州乃是多事之秋。不过那就是以后的故事了。
第五十二章龙生龙，老鼠的儿子打地洞
三国随章侃第五十二章龙生龙，老鼠的儿子打地洞
（演义第五十二回诸葛亮智辞鲁肃赵子龙计取桂阳）
上回我们在《借荆州？》一章中便就说到，演义中鲁肃和诸葛亮订约刘琦死后还荆州，便是这回演义中的事了。
“孔明曰：“子敬乃高明之士，何故亦出此言？常言道：‘物必归主。’荆襄九郡，非东吴之地，乃刘景升之基业。吾主固景升之弟也。景升虽亡，其子尚在。以叔辅侄，而取荆州，有何不可？”肃曰：“若果系公子刘琦占据，尚有可解；今公子在江夏，须不在这里！”孔明曰：“子敬欲见公子乎？”便命左右：“请公子出来。”只见两从者从屏风后扶出刘琦。琦谓肃曰：“病躯不能施礼，子敬勿罪。”鲁肃吃了一惊，默然无语，良久，言曰：“公子若不在，便如何？”孔明曰：“公子在一日，守一日；若不在，别有商议。”
史书中并无鲁肃和诸葛亮的借荆州一事，但是在《先主传》中说到：“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由此可见，刘琦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有着比较特殊的地位。这便是我们本章要说的主题：
“龙生龙，老鼠的儿子打地洞”
我们所知，中国古代，甚或说世界古代史最大的特征之一便是：血缘在权力政治占据着极端重要的地位。在前文《兖州和徐州》《长子继承下的迷雾》《养子》几章中，已经数次涉及了这个问题，虽然在几章中都谈到了非血缘或者与传统继承制度不同的要点，但是总体来说，中国自传说中的尧舜禅让之后，便一直延续着以血缘为核心继承和分配权力的体系，皇室自不必说，社会中的各个阶层，自官僚贵族到商人平民，非不是以血缘为核心，形成大大小小的家族，甚或形成同姓的宗族。（一般宗族是以若干代前同一个祖先传下的子孙可视为同一宗族，据说是以四代前为基准，但是在实际情况下，往往有超越四代之前的，如古代农村常有一村同姓的情况，这些农村的人往往便是尊奉同一祖先，同一宗族，这在现代农村也可以常见到，此外便如刘备刘表等人，便是所谓的汉室宗亲，都是属于刘氏宗族的人，还有更广的以同姓便为一宗，所谓的五百年前是一家，如本回演义中的赵范与赵云便是这样拉上关系的。）其最典型者莫过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鼎盛时期，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官职高低不是以实力，而是以血缘为依据。
至于西方自然也不例外，古希腊和古罗马在城邦时代固然有民主选举执政官的传统，但是细究其中的历史，仍不外乎是几大家族操纵。到了帝国时期和封建时代，王公贵族也将自己的家族用血缘包裹的严严实实，生怕与那些庶民们产生联系。虽说欧洲大陆并没有统一，但是这些贵族通过联姻等手段将欧洲大陆上的贵族们联系成一体，仔细算来，欧洲各王国朝代虽然频繁，但是权力的交接只是由一个贵族世家转移到另一个罢了，若是平民介入其中，便会引得整个贵族世界侧目，这种排他性丝毫不逊色于古代中国。
宗族宗法制度的内容极其广泛，写出来要一本书都不止，自然不可能就是在一章之内便能谈到的，本章就只是说说宗族宗法制度的核心，便是血缘。宗族对血缘看的极重，在《长子继承下的迷雾》一章我们便说到宗族中分大宗小宗，长子往往作为大宗，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养子》一章我们也说到若是要异姓收养为子改祖归宗，是要得到宗族内部的允许的，宗族往往不同意收养异姓为子，养子也往往以同姓同宗为先。至于刘邦那著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