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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
何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其外延来说，相对于文化建设、国防建设以及党和
国家的各项工作，经济建设要处于中心的、首要的位置，周恩来认为经济建
设需要文化建设与之配合，“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
子，相辅而行。”“要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卫作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
但是，文化建设不能超越经济建设，不能挤占经济建设的人力、物力、财力；
文化建设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同样，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
安定的国内环境，需要国防建设与之配合。我们搞经济建设、搞社会主义，
需要国防力量的保护，这是肯定的。但是，国防建设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
国防建设不能挤占经济建设的人力、物力，财力。他说：“把器材、资金统
统集中搞国防工业，别的生产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紧张，
而武器制造出来，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枪也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
应该通过加强经济建设来加强国防力量。在生产上要注意军民两用，有些军
工部门，和平时期要生产民用产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其内含来说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从生产、交换、
分配、消费的相互关系来看，生产是中心。只有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效率
的提高、生产水平的发展，才能推动其他方面各种问题的解决。局恩来说：
“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
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
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
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
要以生产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的环节。”从工业、农业、
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等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经济建
设需要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其间，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处于主
导的地位，农业处于基础的地位，交通运输、水利、地质勘测处于先行的地
位，科技处于关键的地位。当时，突出强调重工业的建设，周恩来指出，“一
五”计划的经济建设，重点是苏联帮助我们的156 项，“以及环绕它的还有
几百项建设，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主要方面。当然，现有的生产也要配合，农
业也要跟它均衡地发展”。
为什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五”时期，周恩来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首先，周恩来通过经济与政治、军事、文化之间关系的分析，认为“经
济是基础，其他都是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基础不稳，“新中国的政治、军
事、文化都立不住”。1953 年9 月29 日、周恩来说：“我们的工作方面很
多，为什么把经济作为总路线、总任务呢？因为它是基础。毛主席说：经济
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军事是政治斗争的最高级的最尖锐的形式。
所以，政治、军事和文化工作，它的基础都是经济，没有这个，就谈不到实
现社会主义的基础”。
其次，周恩来从近百年来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压迫和剥削的历史，
说明社会制度腐败和经济落后是被动挨打、受人欺侮的根本原因。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旧中国腐败的社会制度的灭亡。但是，中华民族要想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要想在洋人面前扬眉吐气，还需要经济发达、
国家富强。1953 年9 月11 日，周恩来说：“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
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了
的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国家面貌的改变要从经济面貌
的改变做起。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永远站立起来。这是一百多年来多少志
士仁人所追求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宏伟事业。不实现工业化和经济改造，我们
的国家就不能完全独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
再次，周恩来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伟大
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需要。人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人
民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不断增长的需要，必须通过经济建设去满足。革命
的根本目的是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得到迅速发展，以便
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如果我们不兢兢业业地把经济建设搞
好，“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
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
达到目的”。1956 年1 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上指出：“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
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
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
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
社会生产力，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这也是社会主义的前途之
所在。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论述言简意赅、意味深长。
固本稳基理顺关系——怎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五”时期，周恩来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第一，要正确处理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政治不能冲击业务，不
能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从1949 年到1952 年，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开展了
一系列政治运动。1950 年起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全国广泛开
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此外，在工矿、码头等企业中开展了
民主改革运动；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单位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
税漏税、反盗骗同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在知识分子中开展了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周恩来认为，这些运动对废除封建
制度，对保卫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清除旧社会的思想影响、提高全国
人民的政治觉悟，对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在全国人
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指出，这些运动“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和逐步过渡到
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但是，政治与业务必须统一起来，不能
对立起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不能像头三年那样搞很多的政治运动。
他说：“建国三年来，政治运动很多，工作很紧张，大家忙于运动，而把业
务放松了。”现在进行经济建设，“这就要求每个人都要钻研业务”。钻研
业务需要时间，他认为取消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政治学习是“一大德政”，开
会大多也要设法调整。“我们应该看到，业务里面也有政治。使业务有利于
人民，这就是政治”。1953 年全国财经会议之后，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财经会议开了两个月之久，不知道做了什么文章，会不会搞“小五反”？对
此，周恩来的回答是：愉税漏税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去解决，“现在不需要搞
‘小五反’”。1957 年4 月28 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周恩来再
一次指出，“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的，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
搞法”。显然，周恩来不赞成通过政治运动去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也不
赞成把政治运动放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之上。1953 年9 月29 日，周恩来在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今天要搞建设，光是政治觉悟就不够了，
还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技术水平，这样才能使用机器来发展工业生产。这
就需要大批的建设人才——从技术工人、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到企业行政管
理人才”。他指出，培养经济建设人才，是摆在组织工作面前的第一项任务，
“你们要搞社会主义就是搞这个东西，别的是空论，这是实际，你们做到了
这一点，就是掌握了一切。”这是多么精辟的议论、多么深刻的见解。
第二，要正确处理财政和经济的关系，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搞经济建
设，适当增加经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