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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夜里，工作人员看他工作到深夜还未睡，就做了一小碗银耳羹端上来，总
理一面感谢，一面说：“这个价太高，我不吃，以后不要搞了。”服务员说
以后不搞了，这一点请总理吃了吧，结果周恩来还是未吃。
周恩来到外地视察，吃饭时常常补交饭菜钱。1966 年7 月28 日中午，
周恩来到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听取群众的意见后，和同学们一起到学生食堂吃
饭。他和同学们一样，从厨房里端出炒青椒、烧茄子和主食，站在饭厅里一
边吃一边和同学们寒喧。这时，炊事员特意做了一碗汤送到他面前，他随即
问：“同学们有没有？”当他知道同学们没有汤时，便也不喝这碗汤，而是
倒了一碗白开水喝。饭后，他让工作人员向食堂交了粮票和菜金，并补交了
汤钱。学生食堂的午饭是贰角伍分，而他的饭费收据上则开着“贰角伍分伍
分”。
1973 年9 月16 日下午，周恩来来到杭州西泠印社的楼外楼就餐，他请
姜师傅做一个醋鱼，并对姜师傅说：“有醋鱼就可以了，这是你们的名菜，
再搞两个菜就行了，不要搞多了，我们就这几个人，搞多了，吃不完，浪费。”
姜师傅随即到厨房安排去了，此时，周恩来乘饭前间隙手握红铅笔审批起文
件来。
用餐时，总理向随同人员讲他过去来过楼外楼的情况，并称赞楼外楼的
醋鱼味道鲜美，做法很好。当干菜肉、霉千层上桌时，总理高兴地说：“这
是家乡菜，你们大家多吃一点。”饭后，总理叫秘书结帐，而自己一边服药
片，一边继续批阅文件。浙江省一位负责同志劝总理休息一下，周恩来笑笑
说：“我现在是休息。”秘书结完帐后，周恩来问付了多少钱，当知道菜馆
只收了10 元多一些时，就对姜师傅说：“那么便宜，那不行。”他向秘书交
待，再去加钱，要按市价付足。这时姜师傅表示再收5 元，总理又说：“不
够的，不要骗小孩那样，你不收足钱，我就不走了。”姜师傅只得又收下了
10 元钱。可是过了一个多小时，杭州机场来了电话，说是总理上飞机前留下
10 元钱，补付今天午饭钱。原来周恩来上飞机前唯恐楼外楼菜馆没有收足
钱，又拿出10 元钱，托省接待处同志转交。这样，周恩来三次共交了30 多
元钱。于是，楼外楼菜馆只好将周恩来总理午餐用的饭菜按市价一一计算，
用料除鱼、虾、鸡价格较高外，其余干菜、豆芽、霉千层等都是极普通的，
算完细帐，总共才19 元多一些。菜馆算完帐后，于17 日给周总理详细地写
了一个报告，并附上菜价清单，把多收的钱请有关部门的同志转交给总理办
公室。
周恩来作为一个治理八亿人口的大国总理，在人民中间处处保持了一个
廉洁奉公的光辉形象。
保留团城牌楼易地——1954 年北京城建时保留古迹
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解放以后，城市公路的扩建和市容修整都涉
及到古迹文化的保留问题，其中在建筑史上颇具价值的团城与牌楼是否在城
建中拆除，成为市政扩建争论中的两个焦点。问题一直报到国务院，等待周
恩来拍板决策。
北京的团城与它北面的琼岛建于金代，元初在岛上建成了“仪天殿”，
明代重加修葺，改名承光殿，并且改筑为砖城，即现在的团城。它两面临水，
风景优雅，气势雄伟，与北海诸建筑构成一组严整的古代建筑群，且又在建
筑群中自成一体，有根高的建筑艺术价值。但是，由于团城与南面的中南海
之间马路太窄，公路扩建到这一带就无法进行。于是，对北海的团城是否保
留成为争论的焦点，一种意见主张拆除团城，开阔道路交通；另一种意见主
张保留团城，保留艺术价值与古文化风格。
于是，1954 年炎夏的一个下午，周恩来来到团城一带进行实地观测。他
先绕团城一周，视察周边环境，然后停在团城上眺望琼岛，研究观赏价值。
接着，他又久久注视着北海大桥上来往的车辆行人。足足两个小时，周恩来
在烈日之下竟不知觉，他依然心神专注地观察、思索着交通的情况。在思考
之中，周恩来还不时地同陪同他来的同志交换意见，向文物工作者询问情况。
最后，周恩来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安排：保留团城，同时又解决道路拓展
的问题。怎么解决呢？他决定让南面的中南海院墙后移，让马路向南扩展。
就这样，既保留了这一有价值的古建筑，又解决了交通问题，而中南海院墙
南移并没有什么不良后果。
团城的问题仅是一处，而牌楼的问题带有普遍性。解放以后，北京一些
狭窄街道上的牌楼严重阻碍交通，常常造成事故。从发展北京城建交通的角
度看，必须全部拆除牌楼。而从保留古建筑学价值的角度看，牌楼又不能拆
毁。尤其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他声泪俱下地请求保留那些牌楼。
问题提到国务院会议上讨论，在多次争论之后，只得由主持会议的周恩
来拍板定案。他在仔细倾听了各方面意见之后，引了两句唐诗：“夕阳无限
好，只是近黄昏”。意指牌楼虽好，但已临城市扩建之时，必须为拆除让步。
怎样妥善处理呢？周恩来说，有艺术价值的牌楼要易地保存。无甚价值的应
该予以拆除了。这一决定作出后，一些被认为有价值、值得保存的牌楼在拆
除后被重新安且在一些公园内。这样一来，牌楼易地使各方都很满意，有些
牌楼，如北海桥，还作了特殊处理，进行了重新设计，降低了急坡，减少了
弯度，重装了汉白玉。
双线调动令情并施——为组建北京中医学院召集人才
在中国的行政文化中，有时一道行政命令并不能立即解决问题，必须有
某种行政威望和人际情感的配合，方能达成行政目的。在这方面，周恩来总
理是一位高手。
50 年代中期，国务院拟筹建北京中医学院，周恩来决定调集全国中医界
精英来办学。一天，名医施今墨给周恩来看病，周恩来谈到筹建中医学院之
事，请施今墨推荐中医与西医兼通的人士负责教务工作。这时，施老举荐了
他的得意门生祝湛予，周恩来很是赞成。
当时，祝氏夫妻已调至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一所公路医院行医。像祝
谌予这样学贯中医的名医，云南省会不会放呢？国家卫生部两次发函调动，
都无回音。云南不放祝谌予离开。
过些日子，施老又给周恩来看病，周恩来再次问起此事，他获悉尚未调
成，知道云南不肯放，于是，就指示秘书，以周恩来的名义发电报给云南省，
调令祝谌予进京。秘书刚走到门口，周恩来却又将他叫住，告诉他，发电报
的同时给云南省卫生厅挂一个电话，向他们说明调祝之事。这样，电报加电
话，又以总理的名义说明缘由，云南不得不割爱，忙派人下去通知况谌予进
京，这一问题圆满解决。
胸中有数熟能生巧——数字的掌握与巧妙运用
周恩来对国家财政经济的把握能力是众所周知的，他是一位总管家，理
财能手。早在1948 年12 月1 日人民币开始发行时，中央就要求各解放区（他
们分担供应各野战军的军费开支）作出1949 年的财政收入预订，以计划人民
币的发行数量。但是由于各解放区开始没有经验，提出的款项和支援要求有
很大悬殊，其中西北地区只要求支援七千万元。于是，周恩来同中央财政经
济部秘书长薛暮桥等一起审核这个预算，计算出100 个农民只能支援三个脱
产人员（主要是解放军），超过这个数字就要中央补助。根据这个计算，确
定对两北地方的支援不是七千万元，而是七亿元。周恩来叮嘱薛暮桥说：“管
理经济必须掌握规律，没有这些数据是无法进行管理的。”
建国以后，有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位记者提了一个涉及国家机密的问
题要周总理回答，他问：“请问总理阁下，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这
句话的实质是在讥笑中国的贫穷，而周恩来看了一眼这位记者，然后回答说：
“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 元8 角8 分。”
这一回答使全体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了，只听周恩来进一
步解释道：“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值为10 元、5 元、2 元、1 元、5 角、2
角、1 角、5 分、2 分、1 分的主辅10 种人民币，合计为18 元8 角8 分”。
他又说：“中国人民银行是由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