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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桌的另一边上还有一双筷子。没有面，在筷子前面放了一只干净的空碗。这是明明白白留给一个已经不在场的人的。屋里已经很清爽，妈妈和瑞平的衣服也已经全部洗干净了，在窗前的晒衣杆上随风飘荡。妈妈就说：“还是养一个女孩好，你看蓓蓓一个下午就把家里弄得清清爽爽。”
妈妈不吃面了，看着瑞平吃。瑞平知道，妈妈是希望他说些什么。这也是瑞平奔波一天要想追寻的。
“我今天先到学校。”瑞平说，“自行车是向汤老师借的。”
瑞平顺着淮海路，到重庆路转弯，卢湾区委和区政府就在那里。瑞平想，爸爸开始一定是到区委去了。
拐过大院，瑞平看到了很多的大字报。大字报上有很多的打ＸＸ名字，这个年月，夏副区长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夏立行”了。看样子被批斗的次数已经大于等于二，愤怒的革命群众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上一次批斗会上”如何如何的狡辩，以及在“本次批斗会上”他如何的用谎言编造事实。
在大字报栏的最后，瑞平见到了一份“我的认罪书”，署名正是“夏立行”。
我完全彻底的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对此，我认罪，广大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完全正确，我口服心服。
我本来出身于贫农家庭，年幼时就参加革命工作，身上有日本鬼子的刺刀、国民党的炮弹留下的伤痕。在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运动中，我身先士卒，奋不顾身，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一边。但是，渐渐地，我放松了思想改造。对于毛主席“阶级斗争”的理论，我学得不够，贯彻得不力。在反右的斗争中，我偏袒了工商界的右派。特别是伪装积极的资产阶级分子陈宝栋，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而我被他积极肯干的外表蒙蔽，信任他，推荐他成为区政协委员，委任他成为恒大厂的副厂长。近年来，我接受了陈宝栋的许多礼物，计有金笔一支，月饼三盒，啤酒四瓶，香烟票五份，我还在他的家中吃过两顿饭。我在不知不觉中被资产阶级拉下了水，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在区委的会议上，替资本家说话，说什么“公方厂长主要是把政治关，生产上还是要依靠资方的技术”，还说恒大的生产上去，陈宝栋有很大的功劳……
生逢1966 6（2）
瑞平看了看日子，原来是家里被抄之前贴上去的，那么爸爸一定看到了这张认罪书。公开场合的夏副区长，一直是很和蔼的，很亲切的。夏副区长在家里和爸爸谈话，却一直是很严肃的。有时侯他们争吵几句，夏副区长便很严厉，一口胶东话说的爸爸连连点头。不是夏副区长被爸爸欺骗，而是爸爸完全被夏副区长征服。
妈妈就说了：“你爸爸给夏副区长什么礼物，夏副区长一定是要还的。爸爸给了夏副区长一支金笔，夏副区长就还了爸爸一本精装的日记本。夏副区长到家里吃饭，吃倒在其次，大多数时间都在谈话。一次是抗美援朝，我们家把所有的金子全部捐献出去了。另外一次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爸爸和夏副区长一碰杯，两个人喝了一瓶花雕，爸爸的那间小厂马上就公私合营了。”
“那么，夏副区长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妈妈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
瑞平说：“爸爸看到了两个夏副区长，一个是以前的夏副区长，在爸爸的脑子里；一个是现在的夏副区长，在大字报上里。”
妈妈就说：“两个夏副区长其实是一个，他就是那个夏副区长。”
瑞平说：“那么我就说厂里吧。”妈妈很费劲地把眼神从遥远的地方收回来，点了点头。
瑞平骑车到工厂的时候，正是中午。在工厂门口，他见到了爷叔。爷叔正在指挥几个戴红袖标的工人张贴横幅标语：“反动资本家陈宝栋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瑞平的眼睛瞪得老大，他以为爸爸至多只是一个懦夫，爸爸绝对没有胆子和运动对抗。
爷叔见到瑞平，就说：“你来得正好，我有话对你说。”
瑞平就跟着他进了厂，厂里正在准备着一个批判大会。爷叔走进技术科办公室的时候说：“你都看到了。公安局已经来人说，你爸爸是自杀，不是他杀。他们在他的胃里发现很多的红色的颗粒，基本判断不是食物，所以肯定是自杀。既然在抄家之后自杀，那么一定是有原因的。”
爷叔从自己皮带上挂着的一大串钥匙中找出一个，启开了背后的一个技术档案柜，拿出一本很大的卷宗。里面是以前工厂里的技术记录。
嚯，那里有成千个徽章和标牌！
爸爸是一个细心的人，爸爸设计过的徽章和标牌，全部留着底份。爷叔早在需要关注的那些页面上，夹着一根根长长的纸条。每翻开一页，就是一条罪证。国民党的党徽、帽徽，有着汪伪标志的国民党党徽，三青团训练班纪念章，上海特别市的标志，运动会上有着国民党徽记的证章，还有一个古怪的三角型特训队的纪念章，爷叔说，那是汪精卫七十六号魔窟进门的标志。又有一个联谊会的标志，爷叔说，这是国民党特务组织联络的暗号。
生逢1966 6（3）
说到这里，妈妈“啊”了一声，眼睛一闭。泪水就从眼角像止不住的鲜血一样泻出来了。妈妈把眼睛张开来了，眼眶里全是泪水，眼白红红的：“那些当然全是真的，你爸爸画的样子，爷叔开的模子，我和工人一起点的漆。那个时候，做这些只能赚一些小钞票。可是不做这些，连小钞票也没有赚到，工厂要倒闭的啊！”
倒闭了工厂，陈宝栋就没有了资本家的头衔，妈妈就没有了资本家太太的称号，瑞平就用不着为自己的出身苦恼。为什么工厂不能倒闭呢？
妈妈只要盯着瑞平看一会儿，就把瑞平的五脏六腑全部看清楚。她说：“人啊，总不是从石头中蹦出来的，总要吃饭穿衣的是不是？”
妈妈就没有问瑞平又到了什么地方去了。瑞平也知道，妈妈已经不能忍受自己再说看到了什么。或许妈妈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不需要他再说了。
妈妈将装过鸡汤面的两只碗洗干净，然后在自己的橱里抽屉里到处翻寻。东西全在楼下的房间里封着，拿得到的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陈家和汪家这些年做下的规矩，是不能将空的篮子递到对过去的，况且还有空碗。妈妈将橱门开得乒乓作响，抽屉拉进拉出，最后还是喊的瑞平：“你把绿豆和白糖拿上来。”瑞平下了楼又上了楼，妈妈就用竹竿将篮子和碗，以及一包那天拣得干干净净的绿豆和一包白糖晃晃悠悠“渡”到了对窗。
然后，妈妈就在床沿上，挑出一件天蓝色的衬衫和一条黑色的裤子。瑞平看得害怕，妈妈就说：“我明天要去上班。”
“明天工厂要开批判大会。还是后天去吧。”
“你今天到厂里已经去过了，等于是做了个广播。谁都知道我晓得明天要开会。如果明天开会我不去，我能躲得过去吗？人家可能说我是逃避。”看瑞平站着不走，妈妈就说：“不要以为我会站在资产阶级的一面，我们可以和他划清界限。我会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人家喊口号我也喊口号，人家批判我也会批判。我总不过为这些徽章点漆罢了。厂里点过漆的工人阿秉、根发、秀娟、玉琴全在，他们总不是反动吧。”
瑞平看看妈妈铁一样的冷静，反而显得自己有了一点慌张。他便放了心，一声不响的退了出来。
现在躺在床上睡不着的人就是瑞平了。今天，瑞平是一个例外，他藏了很多的话没有对妈妈说。这些话不能和妈妈分享，需要独自一个人反复的想。
那天他又去了漕溪公园。
他在想，公园在晚上六点已经关门，爸爸是在九点打的电话。那时只有公用电话，全是在弄堂口或者是在新村大门前的，有电话的地方离开这里还很远。爸爸走到这里一定是在晚上十点了。那么，爸爸一定是越过篱笆进入公园的，这不是他惯常的行为，一定是他下了决心才这样做的。瑞平在绿荫下走着，设想着自己似乎是那天晚上十点以后的爸爸，爸爸走在路灯很少，绿叶掩映的小路上，只有他一个人，他一定是知道，自己没有什么话能和别人说，他只能一个人在这条小路上想着。他可能开始并不想一死了之，要不然他就不会向自己家里打电话。
生逢1966 6（4）
爸爸可能是在池沿坐下过。这个时候，一个人都没有，四围阴森森的，爸爸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胆子？他坐在这里想了些什么呢？警察说，爸爸是死在凌晨五点前后的。他是在惧怕初升的太阳从背后的凌乱的树丛上面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