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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动员很灵，外交部很快就呈现出一派比较活跃的政治运动。每天下午，老老少少什么外事也不干，都纷纷活动起来。
面对这一不错的政治运动形势和气氛，外交部还安排了一个正常的运动部署，计划在当年10月份就可收场，然后进行整改，以使这场政治运动都能安排得稳步有序。
没想到，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在外交部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片欢呼，人人支持。
当我们冷静下来一想，响应号召是对的，也是万无一失的，但炮打司令部是针对谁的？要炮打的对象是谁？这个关键问题有些让人难以琢磨。
从外交部的工作角度看，在司令部里地位高的领导人，不是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就是外交政策的贯彻人，都是外交部日常很是尊重的中央司令部的领导人。他们怎么会是炮打对象呢？越想越有些不敢想。
几天之后，陈毅领会到毛泽东这张大字报精神之后，来外交部和部党委各成员一起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标题也是“炮打司令部”；内容是，支持和欢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表示欢迎同志们揭发和提意见。
看到陈毅等人这张大字报的人，一般说来，谁也不想再去无根据地猜想什么，只能是响应号召知道什么揭什么，有什么意见就提什么，没有什么好揭的、好提的，就看看再说。
陈毅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先由部领导亲自起草后，由我用毛笔，在粉红色的彩纸上抄写的。我抄完之后，又让陈毅带头签了名，然后各副部长按顺序都签上了名。
这张大字报很醒目地挂在了东交民巷15号主楼入门处。
接着，外交部的政治运动也和有的部门一样，开展得轰轰烈烈，每天都有新事、旧事以及奇事、怪事出现，但总的形势，还仍然是稳步有序的。
外交部能呈现这种稳步有序的形势，是和它长期外交工作所形成的程序和特点有关：
首先是，外交大权归中央。
外交部是贯彻毛泽东思想、执行毛泽东外交路线的重要部门。这一点，外交部自建部以来，外交干部人人皆知。十多年来，任何重大外交案件，均在周恩来主持和领导下，经过请示毛泽东一一办理的。
因此，外交部上上下下不论是外交业务还是政治思想工作，都十分重视周恩来的指示和毛泽东的指示，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其次是，外交部不能乱。
外交部是代表国家与世界各国联络的重要枢纽。假如作为一个大国的对外枢纽失灵，或者失去控制，必然会影响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关系，甚至会将来之不易的对外关系，毁于一旦。为此，外交部必须坚持24小时全天对外工作，必须按部就班地、不受干扰、不受破坏地坚持工作。无论如何不能乱，也不准乱。
因此，我外交人员除个别人有些想法外，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当时任外交部政治部主任的那位曾在政治部大会上呼吁说：“外交部关起来搞运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像这类小人物的小动作，真可谓既不知天多高，也不知地多厚，蚍蜉撼大树，有些自不量力。然而听他呼唤的人不是没有，而是不多。
因此，外交部力争把时间安排得紧一些，早日结束政治运动，以便全心关注对外工作。
欲速则不达。
在1966年这个不寻常的年月里，许多事都让人难以预料，事事都急不得。
就在这既轰轰烈烈又稳步有序地开展这场政治运动期间，约在8月中，有两封外国朋友的检举信，带着毛泽东的阅后批示，从天而降。
这两封来信既赞扬中国的“文革”，又对中国外交人员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提出了批评。这两封来信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从而对这类来自国外的批评，谁也不敢怠慢，只能转被动为主动，认真相待。
其中一封来信是坦桑尼亚朋友写来的。至于此信是通过什么渠道转来的，难以查清，但其内容似乎是经过康生阅过的。另外一封是奥地利“红旗”派一位朋友，由国外寄至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转给外交部的。
毛泽东在老外检举信上的重要批示（3）
坦桑尼亚朋友来信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中国驻坦桑大使馆的招待会，搞得太豪华、太奢侈、太浪费；大使夫人穿戴着昂贵的衣服和首饰，在追求高雅；大使乘坐的是西德奔驰牌轿车，在显示高贵。
随信还附来了一张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夫人身穿高档旗袍，带着一串珍珠项链的照片。
另一封来信是奥地利朋友批评我商务代表的，其主要内容是，批评我商务代表的生活方式和中国“文革”的要求，极不相称。信中说：“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同你们驻维也纳商务代表的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极不相称，从他们的衣着来看很难（即使不说是不可能的话）同蒋介石的走狗区别开来。精致的白绸衬衫和高价的西服同先进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是很不相称的。这些代表不仅占有一辆，而是两辆奔驰牌轿车（这种汽车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标志），这难道真有必要吗？这样的资产阶级行为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这两封来信在毛泽东尚未批示前，我们由于工作关系曾经读到过。当时，我们把这两封信当成笑话，看看了事，没当成一回事儿，并不认为这两封不足百余字的批评信会对我外交工作以及外交部的政治生活产生多大的影响。当时有的部党委成员还借题讲过这样一句笑话：“总不能让我们的大使穿着草鞋去呈递国书吧！”在我周围的人，也只能是就事论事，议论一番而已。而且都认为，作为一个外交人员，出自对外的需要，应该适当注意一下个人的仪表、注意一下自己的穿戴、注意一下自己的举止。这也都是为了能反映一个国家人民的精神面貌。当然，过于铺张、过于超前，也不合适。我们仅想到借人家的批评，就外交官的衣着，在驻外人员中引以为戒，引起重视就够了，而没有把这两信看成是警钟、警告，是在启发我们向更深层地去思考一些问题，也没从勤俭办外交以及礼宾改革的高度去研究它。
接着，也不知是通过什么渠道，这两封老外的批评信转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当夜就看了这两封老外的批评信，还作了一个重要批示。毛的批示是：
“退陈毅同志，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
毛泽东批示之后，还在他的名下画了一个大红圈，并签上了日期，即9月9日。
就这样，在外交部任何人都不再有什么不同看法；再也没有对老外批评信有什么出言不逊或说三道四的现象；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一心一意地拥护毛泽东的9·9指示。
在众人纷纷表态拥护、支持和响应9·9指示的时候，一个如何贯彻这一指示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这个问题说法很多，主意也很多。只是有些说法不得要领，有的说法脱离现实，甚至还有的说法在理解上还存在着不少差距。怎么办？
9月10日，陈毅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即来外交部、召集部党委开会，进行传达，并决定将这一批示立即转发到各驻外使领馆，要求他们按照勤俭办外交的方针，在对外活动和礼宾方面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与此同时，会议还责成有关司、局，立即着手研究具体改革方案。
接着，主管政工的领导采取群策群力的办法，召开大会，动员群众，行动起来，积极贯彻9·9指示。他在会上号召各级工作人员，就勤俭办外交和各部门进行改革等问题，向部里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同时，为了放手让群众大胆地提意见，还特别重申了对提意见的人，不管是提了什么批评、什么意见，他都欢迎。
与此同时，在业务工作中也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譬如：增加了外交工作的透明度。对一些重大外交案件，以会商、会签的办法，与更多的部委合作与通气，以便让人家更多地了解外交工作；密切与中共中央各部门的关系，某些涉外工作，多征求他们的意见；进一步抓紧请示报告制度。外交无小事，事事层层请示。甚至为此事遭到“小事天天送”的批评，也在所不惜。
在陈毅召集会议和部领导在大会上动员之后，外交部的老老少少都一一进入角色，积极响应，行动起来。很快，在外交部出现了一个空前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