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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个德国八路军女少校（2）
王安娜在中国那些年，不论是受孙夫人委托办的事，还是周恩来委托办的事，她脑子里想的是如何高效、高速、准确地把事情办好，从不把周恩来或孙夫人二位的大名挂在嘴上。当她自己遇到困难，都是自己设法克服，从不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去搞特殊。
有一次，王安娜由南疆边防要去南宁，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无法上路。正巧碰上一位在河内一家餐厅里相识的年轻医生。这位医生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他有车去南宁。王安娜便和他商量搭他的车，她说：
“我因需要，必须明天赶到南宁，然后北上，现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求你帮忙，搭乘你的车。”
“很抱歉，不是我不帮忙，因为红十字会有规定，不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不得乘坐红十字会的车。”
王安娜很有礼貌地又说：“这个规定，我也听说过。如果我不是为了急于北上，也就不来麻烦你；如果不方便搭车，你也别为难，我也不麻烦你了。”
这位年轻医生看到这位和气的外国妇女，也不便生硬拒绝，便勉强同意王安娜搭车，但他一直很不情愿。一路上这位年轻医生一言不发。
汽车快到南宁时，医生开口问王安娜：“到南宁住到哪里？”
“还没有定。”
医生沉思了一会儿说：“政府招待所你是住不上的，把你送到教会去住怎么样？”
“可以，谢谢你！”王安娜也不反对，她觉得住在哪里都没有关系。
医生在送王安娜去教会之前，想先到政府招待所问一下，他预订的房间有无变化。于是，汽车在政府招待所门前停下，医生便急匆匆地下车进了招待所，把王安娜一个人留在汽车里。
招待所门前，有一个卫兵。这个卫兵是国民政府李将军的下属，和王安娜较熟。这卫兵发现坐在车里的是王安娜，便大声叫道：“王安娜来了！”卫兵这一喊，惊动了在招待所内主持开会的李将军。
李将军在一些上校军官陪同下来到车前，并把王安娜请下了车。
李将军不安地问：“怎么就你一个人，连个护送、迎接的人都没有，太不像话，太委屈你了……”一连串关心而又不安和埋怨的话说个不停。
正在这时，那位同路来的年轻医生从招待所走了出来，他见到这个场面，有些发愣。李将军转身问这位医生：“你认识她吗？”
“不认识，她只是在三个小时之前，求我同意搭我的车来的。”
这时李将军大声说：“年轻人，你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大人物。她是受孙夫人和周恩来之委托，出来办大事的人。她还是你们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的老朋友。”医生愧疚地忙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不知者，不为过，失敬；请原谅！”
王安娜是靠自己的智慧、才能去工作、去奋斗，从不把自己的大招牌挂在嘴边。这次贵州之行，也没把她的军事通行证和少校头衔当回事。但她万没想到这个少校头衔，真的帮了她一个大忙。
王安娜在贵阳，从红十字会接收到一批医药品和补养物资，便立即装车，并押运赶路回程。路上，一行六人押着一车货物，翻山越岭，十分辛苦。由于沿途没有照明，他们只能白天行车，夜里宿营。
这天晚上，货车路经一个小镇。王安娜决定：在这个小镇上吃晚饭，并在旅馆里休息，天亮再走。
这个小镇的老百姓从来就没见过外国人，更没有见过外国女人。而且更使这里老百姓不能理解的是，这个单身外国女人，竟然可以和几个大兵坐在一个货车里，显然不会是什么正经外国女人。霎时间，一些流言像流星似的传遍全镇。
这些流言很快就引起当地警察的注意。
王安娜在小镇的出现，引起众人好奇，流言蜚语也不少。这对王安娜说来，根本就没当回事，无所谓。她经过一天汽车上的颠簸劳累，晚饭之后，只剩下一个愿望，赶紧回旅店，躺下睡觉。
镇上的旅店很小，也很简陋。随行的行政官员为了节约，只租了三个双人间，并安排王安娜和司机同住一间。对此，王安娜也觉得无所谓，战争时期，有个地方睡觉就已经不错了。她二话没说，一头栽到床上睡着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几个警察闯进了小旅店。
王安娜正在酣睡，她听到一阵重重的敲门声，也不想去理他。
同房住的司机嘟嘟囔囔地去开门。门一开，闯进来几个警察。
司机很恼火，他压着怒火忙问领头的警察：“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半夜三更不让我们休息？！”
带头的警察开了口：
“我们是警察，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八路军。”
“车上装运的是什么？”警官追问。
“是红十字会的医药和器材。”
“既然是八路军运物资的，那个外国婆娘是干什么的？”这是警察要问的主要问题。
“她是我们的领导。”司机的回答刚一落音，警察吼了一声：
“胡说八道，八路军我见得多了，从来没听说，一个外国婆娘成了八路军的头目。”一个警察说，八路军中有女头目，可是八路军是中国的部队，怎么能有外国婆娘当头目？这里有诈……
领头的警官比较沉着，对司机说：“那个外国女人有证件吗？”
中国第一个德国八路军女少校（3）
司机不愿惊动王安娜，便哀求警官说：“她一路上很辛苦，已经睡下了，别再吵她了，看我的证件就行了嘛。”
司机这么一说，警察就更觉得有“戏”，非要检查王安娜的证件不可。
王安娜躺在床上，动也没动，司机和警察的对话，她听得一清二楚，她觉得很好笑，也很好玩，又觉得这样僵持下去，影响睡觉，而自己确实不想起来，连眼睛也懒得睁开。于是，她无可奈何地从手袋里拿了军用通行证，还说了一句：“拿给他们看，如果他们再闹，可就……”说着说着，她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警官看了八路军女少校的军用通行证，吓了一跳，立刻给司机敬了个礼，然后又向睡在床上的王安娜行了个举手礼，还悄悄地对司机说：“真对不起，是误会，请原谅，请向少校美言几句，我们得罪了。”
警官一边说，一边带着这几个警察轻轻地离开了王安娜的房间，在门口又向几位随行的八路军个个敬了举手礼。
次日清晨，旅店的服务员特意到王安娜的住房里殷勤了一番。使王安娜从起床、吃早饭到登车出发，都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不仅再也听不到别人从旁议论什么，反而听到左一个“请少校”，右一个“少校请”叫个不停。
此时此刻，王安娜虽然对这些恭敬的称呼和表现不感兴趣，也不去理会，但她不会体会不到周恩来办事真细致、真周到。如果没有这个管用的“军用通行证”，昨夜不仅睡不好，说不定还会遇到难以想象的麻烦。
二、冒名探狱营救“七君子”
上世纪三十年代，由科学家、律师、编辑、实业家等爱国人士组成的“救国会”在上海十分活跃。该组织的主要成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王造时、史良等七位爱国人士（人称七君子）为抵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多方活动，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日，并在全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爱国浪潮。这样一来，惹恼了蒋介石。
蒋某遂下令逮捕了这七位爱国人士，并将他们扣押在上海第二特区监狱。
当时，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爱国同胞自动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无条件释放“七君子”。对此，蒋介石有些不好办。蒋某既不敢将“七君子”诉诸法律程序，也不愿轻易释放他们，又怕狱外的事态越弄越大。于是，他便下令将这七人秘密由上海转押到苏州市吴县横街国民党高等法院看守所，而且还指示苏州，对“七君子”要严加看管，除近亲以外，不准外人探视。这样便激起了一个全国性声援“七君子”的活动。
王安娜在上海闻风而动，立即投入了这一营救和声援活动。
王安娜和沈钧儒曾有过多次接触。1936年王安娜配合王炳南活跃在上海政界和文化界的时候，曾结识了许多显赫人物，其中她最为敬佩的就是这位“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
王安娜第一次见到沈钧儒是在“救国会”的一次聚会活动中。当王炳南正要向王安娜介绍沈钧儒时，这位身穿中式长衫、银髯垂胸的沈老已主动走过来和王安娜夫妇打招呼。
王安娜立刻被沈老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所感染。她很容易和这位中国闻名的法学家沈老攀谈了起来。
沈老对王安娜说，他对德国特别好感，他曾把三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