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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陈毅在外交部党委常委会上，也就是说在小范围内，宣布了周恩来的决定。从此，王炳南就开始了“在家闭门思过”的日子。
这一思过，就是十年。
王炳南在家思过不久，就赶上了“文革”时期，他在“文革”中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最后他被整得家破人亡。
最初闭门思过时，王炳南经过认真思考，心情已由懊悔不安转为平静，由对谢、康的义愤转为自责，也开始冷静地检查和认识眼前所发生的事。对要他写出检查的要求，他诚恳照办，并表示他要实事求是，严肃对待，把问题说清楚，认真检查自己。
王炳南在检查中，写清楚了和董家母女的来往情况、和她们交谈的内容；检查了自己不肯断绝与董家来往的原因和错误；交待了在杂志上写了一句报平安话的原因和自己的思想活动；总结了几条统战工作的体会。最后他毫不含糊地说清楚了：一、他没向外泄露过任何机密，他没在董家谈过任何外交机密；二、不认为董家母女是国际特务。
王炳南将检查写好之后，通过部党委送到了陈毅处。
一周之后，王炳南的书面检查经中央领导人传批，已由中央办公厅退回外交部。
几位中央领导人在王的书面检查第一页上留下了笔迹。陈毅的批语是：“请总理阅批。”周恩来的批语是：“问题都已提到，也有认识，请主席阅示。”毛泽东在他的名上画了一个大红圈。
从中央领导人的批示看来，王的这份检查，谁都没有异议，已被顺利通过。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给人一个印象，似乎王炳南的“特嫌”问题已经过关，“特嫌”的罪名帽子可以摘掉了。但是，事情的发展并没有那么简单。
事实上，王炳南的处境依然如故，部党委没恢复他外交部的工作，仍然呆在家里闭门思过。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王的处境更加不利。
形势变化严峻、逼人。原来窥测王炳南、并定其为特嫌的人，仍然揪住王的问题不放。谢富治、康生虽然不便明目张胆地出面找茬子，但他们害王之心不死，不甘心就此罢休。
没有多久，康生的同乡、文革“旗手”江青在什么地方吹出一股冷风，说“王炳南是坏人”。
事情发展得为什么如此之坏？比想象的还要坏？这是为什么？当时谁也猜不透。
王炳南得知这顶莫名其妙的大帽子后，情绪顿时较为紧张，他对我说：“说我是坏人，绝对不会是毛主席。毛主席很了解我，对我很好。1945年在重庆，我是毛主席的私人秘书，我们朝夕相处43天；1947年在延安，毛主席对我很关心，还把我找去陪他吃午饭；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期间，我多次见到毛主席。因此，如果有人说‘主席说我是坏人’，我不相信；如果有人说‘江青骂我是坏人’，我觉得确有几分可信之处。因为江青说话随便，不负责任。她出口伤我，一是和康生对我的诬告失败大有关系；二是我对江青其人比较了解，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不小心得罪了她。”
果然，不出王炳南之所料，经笔者事后核实，说王炳南是坏人的，不是别人，正是江青。
来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这顶“大帽子”非同小可，致使外交部许多人几个月都弄不清的“王炳南失踪问题”立即升级、加码。在这种政治压力下，王就是有一百张嘴，也难把事情说清楚。
为什么江青借机向王炳南发难？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王炳南对江青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底儿了如指掌。
1936年至1938年，王炳南身为杨虎城的亲信、代理人，受杨虎城的委派，活跃在上海各界；西安事变之后，王炳南在上海还挂上了宋子文手下水利专员的头衔，从事政治和文化活动。由于王炳南的活动能力较强，在各党派间的影响力较大，他在上海滩享有很好的声望。当时，王除了担任“救国会”的中央委员，还出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又称国际宣传部长。出自党的工作需要，王和夏衍、潘汉年、阳翰笙、赵丹、王莹、关露等文艺界知名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王对蓝平在上海的全部情况，以及蓝平改名江青去延安的情况十分了解。这对江青来说，如不及时拔掉王炳南这个眼中钉，必有后患。康生和江青配合得十分默契。康生对江青的事闻风而动，决不错过效忠江青的这一机会。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7）
康生其人野心很大。有人说，康生深知欲要攀龙，先要附凤的古训，遂把江青当作向上爬的砝码；也有人说，康生和江青本是一丘之貉，“你利用我，我利用你”。康生为了投江青之所好，对了解江青底细的一些三十年代的老人，包括王炳南在内均视为隐患，决心一一处理。因此，当江青给王定了性、吹了风，康生就要千方百计地对王施压，欲把王置于死地而后快。
王炳南的一位老朋友对我说：“康生告发王的‘特嫌’一案，说不定是江青授意干的。”
不久，王炳南被造反派关进了外交部办公楼的地下室，从此，他失去了人身自由。
王炳南在地下室，虽然失去了自由，但他的个人情绪却没有太大变化，他仍然一如既往，泰然自若。
平日里，王炳南对别有用心的军代表和造反派的野蛮审讯，虽然有些气愤，有些烦恼，但对那些无知年幼的造反派也无可奈何。后来，时间长了，经历多了，王也就不把那些无理取闹的审讯当回事。
平时，王炳南在地下室除了看看书，打发一下时间外，他最为放心不下的事是，他的妻子张浴云和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他担心他妻子、儿子受他的株连，也在跟着受罪。他盼望着家人、妻子或儿子来地下室探望探望他一下。他渴望知道亲人们的情况。
但是，当时的军代表和造反派坚决不准孩子们来探望他们的父亲，也不准王炳南和家人有任何联系。对此，王炳南焦急万分。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而且是接踵而来。
有一天，外交部造反派头头给国务院外办打电话说，外交部准备安排一次全部大会，批斗王炳南，届时，请国务院外办的造反派把王的妻子张浴云（张自驻波兰使馆回国后，被分配在外办工作）押到外交部会场陪斗。
在外办接此电话的，恰好正是忙于日常工作、坚守岗位的张浴云。她听到造反派要押她到外交部陪斗非常愤怒，她火冒三丈，大骂极左分子无理取闹。
张浴云本来就是一位刚直不阿、爱憎分明、从不随声附和的女性。况且，张已经是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工作经验，既无“政治辫子”可揪，也无什么“尾巴”可抓，头上又没有什么乌纱帽，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身清白的普通干部。因此，造反派要押她去外交部陪斗，她当然不肯。当时，她很气愤地对外办的同志说：“我是在全国解放前，随爱国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投奔共产党的；参加工作以来，我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一心一意，从不懈怠；入党以后，我忠于革命、忠于党，从无二心。凭什么要我到外交部去陪斗？丈夫受批斗，妻子就得陪斗，这是什么逻辑。这样株连，还有什么公理可言，还有什么党的原则可言。况且，王炳南二十多年一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而且王炳南也是一个经过四十多年考验的老党员，他何罪之有？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帮助，凭什么要批斗？凭什么还要押我去陪斗？”
张浴云的这番慷慨陈词，有谁听啊？堂堂一个国务院直属部门竟然没有人敢出来说句公道话。
一些外办的同志对张浴云很同情，对外交部造反派的极左做法很不满意，但又爱莫能助。
张浴云对造反派很反感，但内心里也很怕。于是，她当天就离开外办，到亲戚家躲了起来。
外办造反派得知后，立即派人到处搜寻，最后将张浴云押回了外办。
外办的造反派头头们对张浴云的不满情绪十分抵触，对外办某些人的温良恭俭让十分反感。拿造反派头头的原话来说：“我们不搞出点造反的明堂来，还算得上什么革命造反派。”于是，面对外交部造反派的叫板和张浴云的不满申斥，他们立即作出反应，遂决定对张浴云立即进行立案审查，并扬言：既然外交部批斗王炳南，要张浴云去陪斗，他们为什么不可在批判张浴云的大会上，勒令外交部的王炳南来外办陪斗。
外办的造反派头头和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同声呼应，他们都是些不讲政策、不讲原则、不分界限、不顾深浅，也不计后果的能手。他们决心已定，便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