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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武部六藏向妻子讲述焦桂兰对他的照顾时,他紧握焦的手,嚎啕大哭。这时,武部鸽子也抱着焦放声痛哭。
1956年首批免予起诉的300余名日本战犯,被遣送经海路回国。他们在到达日本码头、下船时,立即向全日本国发表了一个联名的《告日本人民书》。告人民书写道:“我们既然认识了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我们就不再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坚决反对侵略战争,坚决反对把人民驱向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那里去!”
这些日本战犯在中国获得了真理,并被唤起了良知。回日本后,他们都成了懂事、能干、善良的日本国民。他们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成了很起作用的骨干,都是很有威望的可信人,都成为社会上宣传“日中友好”的活跃分子。他们当中有个叫涿越正男的,为了纪念自己在中国战犯管理所的这段历史,他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一个叫“真理子”,一个叫“友好”。
还有一位母亲,当听到被释放回来的儿子讲述十多年的在华生活后,她便问道:“北京在哪里?在哪个方向?”儿子告诉了她。她当即发现自己的褥垫放得不对头,不应把双脚朝着北京方向,便急忙把褥垫调了个头,把头朝着北京,她说:那里是真理与希望。
我参与引渡末代皇帝溥仪始末(35)
溥仪等人和日本战犯之所以有这样突飞猛进的转变,除个人学习和自我改造外,还取决于如下两个因素:
其一,政府的宽宏大度的方针政策,在战俘、战犯的心灵里,引起了震荡。
1950年,政务院总理在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关于战俘供给标准报告上批示,将级及相当的文官应给小灶待遇;对校级及大致相等的、伪文职官员应给以中灶待遇;尉级人员大灶待遇。使他们吃好、学习好,以利于教育改造。同时,总理还交待对这批战犯,既要看紧管严,又要做到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要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注意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
1955年,中央东北处理战犯工作团和抚顺战犯管理所,遵照中央指示对这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理。审理后,他们又向国家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提出报告,建议对罪大恶极的70名日本战犯处以极刑。对此,中央明确批示: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限制在极少数;对犯有一般罪行的,可不予起诉。
毛泽东对这批日本战犯的处理,也曾幽默地说过这样的话:把这些人扣起来,给我们添麻烦、负担,要把这些人怎么样?教育一下回去吧!把这些人留下来干什么?还要供给他们吃好、过好!
抚顺战犯管理所遵照上述中央有关指示,对这批日本战犯和溥仪等人都做了很周到的安排,让他们吃得好,休息得好。为了使他们更有效地学习和改造,还请有关方面官员向他们作报告,讲讲学习、改造和人生观转变等问题;还组织他们进行各式各样的文体活动,以活跃他们的生活;还允许他们的亲人来抚顺探亲;并规定,凡是被关押时间已满五年以上者,如若战犯本人和妻子都愿意,可以允许同居;还规定他们到抚顺时的个人物品,包括珍贵物品等,都由管理所统一保管,俟他们离开抚顺时,均如数、不受损坏地还给他们一一带走。
以上这些方针和具体安排,使这批战犯深受教育,深为感动。
其二,是新中国的稳定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对这批战犯、战俘的影响也不小。
我所知道的爱新觉罗·溥杰的异国婚恋
伪满洲国各大臣和将领在被引渡回国过程中,精神上是有些紧张、有些害怕。据某大臣事后说,当时他们也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会怎么处理他们,是像对待地主那样,先批斗、后枪毙,还是被发配到边陲流放,心里都没有底。他们带着重重疑虑,从苏联火车下来后,就四处观察,走了一百多米的步行路程,并没有看出有什么异常,反而在心里增加了几分安全感。
我所知道的溥杰的异国婚恋(1)
关于溥仪等人被引渡回国的这段历史,特别是溥仪在引渡入境前后和火车上的表现和言论,知道的当事人极少极少。
全国政协一位老同志得知我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之一,曾向我提出要求,希望我尽快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写出来,向读者作个介绍,也是向历史作一个交待。这一要求,颇受有关人士的支持。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因工作关系,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时候,和溥杰常常见面。我们经常议论这段引渡溥仪的历史。当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认为这段历史非写不可,一是为了历史的需要,二是我们的年龄已不年轻。写出这段引渡事件,也已经是一件事不宜迟的急案了。特别是在80年代,社会上有关皇上的宣传热,有些过头,有些失真。为此,我们很有必要,将溥仪这段被引渡回国的历史写出来,真实地向读者作个介绍,以免再以讹传讹。
1983年初,我奉调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这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工作需要,决定在常委会中,设立四个职能委员会:外事、华侨、财经、科教文卫委员会。各委员会分别由副委员长兼任主任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耿飚副委员长兼任;委员有王炳南、宦乡、楚图南、程思远、符浩……
各委员会如不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就必然会成为一个不办具体事的空架子。这样的办事机构应该怎么成立?彭真同志在委员长会议上提出了个意见,他说,各委员会必须先设一个司级的办公室。办公室的人选,一时选不出来,可由你们的秘书,三至五人先成立一个办公室筹备小组,然后再物色人选正式组成。
根据彭真的意见,耿飚和王炳南(两人于20世纪60年代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商量,由谁来牵头组成一个办公室的筹备小组。
王炳南当即向耿飚推荐我担任筹备组组长。耿也认识我,便爽快同意,并派他的秘书、大校衔现役军人任筹备组副组长,协助工作。就这样,我便开始了在全国人大的外事工作。
溥杰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热心于参政、议政的工作,身体又好,每年召开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每隔两个月召开一次的常委会,他都出席不误。我因工作关系,在列席这次会议时,和溥杰常常碰面。
我和溥杰虽有接触,主要是利用开会休息时间,比较仓促。谈话内容,海阔天空。然而,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并不是大小会议的议题,而是三十多年前溥仪、溥杰被引渡回国的往事。这些往事,我们一聊起来,就没完没了,谈个没完。溥杰的话风常被开会的时间所打断。
有一次,溥杰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我很冒昧,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到我家去坐坐,可在我家聊聊天,喝一杯我家的清茶,也可以使我们的谈话不受干扰。“我很高兴接受溥杰的提议,我立即表示,允我找一个双方都方便的时间,登门拜访。
溥杰家住护国寺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小四合院房子。这所四合院房子是溥杰的父亲载澧卖掉淳王府(现卫生部机关大院)后,为子女买的几所小的四合院,这所是分给溥杰的。溥杰被引渡并被特赦后,人民政府又将这所四合院发还给了他。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溥杰引我走进这宅院时,对我说:“这所宅子很老,有年头了。我回北京之后,有关部门又把这所宅子分给了我。这宅子经过一次翻修和粉刷,房子很亮堂,院子也显得宽敞,很实用,独门独院。我也很满意。”
溥杰其人、末代皇室八千岁,为人老实,处事谨慎,对自己的要求也极为严格。虽然他的妻子是出身皇室的日本人,但他们对居住条件,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说句公道话,溥杰所住的这个四合院,和城里一些王府大院相比,已经十分逊色了。然而溥杰却十分满意,颇为知足。我当时,在溥杰面前,只能说了声,这小院不错。接着,我便随他参观了一下这个小宅院。
这个精致的小四合院从布局到装潢还蛮到位。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来说,也应该真是一座很不错的宅院了。十多间青砖砌成的老式瓦房,配上鲜红的立柱,搭上奇特的拱脊和有规则的正檐,真可谓古色古香,绚丽夺目。正房和西厢房环绕着一个不大的庭院。院内栽有梧桐和丁香;靠西边还有一个鲜艳多姿的花坛。花坛里,有许多奇花异草,有菊花,有海棠,也有球状和掌状的仙人掌,显得小小庭院美丽温馨,幽静典雅。
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