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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她的眼睛还盯在蓝绸子脸上，我看到她的下巴抖动得像一把筛子。她直觉到这个小小的没有长大的女人可能是她今生的劫数。可是就在这不久，上操的时候我们都集合在操场。那一天的气氛有些紧张，工宣队的人穿上了黄军装。史学工的爹腰里扎着一根皮带手里拎着一根皮带，一身杀气。不一会单杠上就吊起个学生来，上半身裸露着，像一只拔了毛的鸡。他甩着两条腿哈哈大笑着，把两只鞋踢得老远。同学们都回过头来看我，我才知道那是我弟弟。工宣队的头儿史学工的父亲，站在主席台上说，蓝骄子思想意识不好，作风下流，让他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承认错误。承认错误的方式就是让他在胸脯上佩戴毛主席像章。
这件事缘于革委会副主任的父亲。前几天弟弟就被革委会副主任手下的人两次提审，逼问他革委会副主任的爹的生殖器是怎么跑到嘴里的，让他承认这件事是他干的。弟弟说，革委会副主任的爹活着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认识，没有见过。革委会副主任的爹死的时候埋的时候他也不在场，怎么能跟他扯上关系。生殖器在他的嘴里，只是他的一个感觉，他就感觉到革委会副主任的爹的生殖器在他自己的嘴里，只是感觉。他还不是红卫兵，这么重要的事还轮不着他干。革委会副主任的手下说，这就邪了，给这小子一点颜色看看，不能让他的信口雌黄推翻了我们坚信不移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那人提起一根绳子要捆绑，弟弟跳起来蹦在了一只凳子上，他气贯长虹地喊到，住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在我心中，谁敢动我一下我就把你告到北京，告到中南海天安门。革委会副主任手下的人被弟弟唬住了。那时候毛主席是一只矛，也可以是一只盾。但是他们没有束手无策，他们想起了今天的这一招。
下面的人吵吵起来，我下意识地站起，拔腿跑出去。弟弟在单杠上双腿乱蹬，嘴里喊着，来吧，我不怕疼。你们也脱掉衣服，跟我一样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脯上，你们要不敢这样做，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我边跑边脱下我的外套，天已经冷了，我发着抖向弟弟踉踉跄跄地跑过来。弟弟看到了我，愣了一下。随即他的声音低下来，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姐姐，去，回家去。姐姐，回家去。他低下了头，垂下了头，他的声音弱下去了。我张开衣服，我只包住了弟弟的一双脚。我听到弟弟哭了，他呜咽着说，姐姐，回去，姐姐，不要看我，回家去。
工宣队的人交头接耳说了些什么，弟弟被放下来了。弟弟从史学工父亲的手中夺过一枚毛主席像章，就扎进自己的胸脯里。血流出来了，史学工的爹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弟弟向前逼进一步说，脱了你的衣服。又向前进了一步说，脱掉你的衣服。史学工的爹掉头去解散操场上的学生。可弟弟不依不饶，他光着膀子追赶史学工的爹，一副痛打落水狗的气势。终于老师们过来解围，这个事情终止了。
我给弟弟穿衣服，弟弟给我穿外套。我给弟弟擦眼泪，弟弟给我擦眼泪。我说，弟弟不要哭。弟弟说，姐姐不要哭。我们拉起手回家，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我们跑起来，那是一个遮羞的地方，一个可以洗掉耻辱的地方。我们都哭出声来。
那一阵全国都在闹地震，每家的院子里搭起了抗震棚。刘苏子家的地震棚跟我家的挨在一起。晚上睡觉，我能听到刘苏子的磨牙声。我听说小孩子磨牙是因为肚子里有虫子。又听说，吃了宝塔糖可以打虫子。我把我攒下的钱到校医室买了宝塔糖，我想找机会送给刘苏子。
母亲给的确良介绍过播音员，护士，最后是革委会副主任。晚上我在家里缝练功鞋，母亲让的确良和女人们在我家的地震棚里轮番见面，我可以听到母亲欣悦的笑声。
我想象老师腼腆地笑着，露出好看的牙齿。我想象那些女人有的像白骨精，有的像蝴蝶迷。尤其是革委会副主任，她的眼里藏着两把刀子，她杀死了她的父亲。她是一个血淋淋的女人。
接下来，我不再和老师说一句话，在练功房里我不停地大跳，汗水像仇恨一样从我的毛孔里冒出来，我的全部身心泪如雨下，直到身体稀泥一样委地。
一天，全县要进行战备演习，拉响警报的时候，我的身体正在平衡木上吊着。老师冲进来把我从平衡木上撸下来，拉起我的手往防空洞里跑。我们七拐八拐地钻进一个偏洞里，两个人呼呼地喘着气。洞里又潮又黑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蹲在地上，听着对方的呼吸。等了好一会儿，还听不到解除警报响起。老师伸出手来拉起我，让我坐在他的腿上，说，地上太潮。
我坐在这个男人的腿上，一个比我大一倍的一个牙齿很好看的男人。我全身的骨骼在发抖，我全身的血液在奔突，血液撞击着骨骼像海浪拍打着岸。我的眼泪流出来了，我想说话，我想妥协，我想对他说，你等我长大不行吗你等我长大不行吗？
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在说这句话。在我真正长大以后，我还在说这句话。
我听到我的身体里有一种怪异的声音，鸽子一样咕咕地叫着。有一只鲜红的柔软的类似于舌头的东西，在我的心上舔舐，一下，两下，三下，我的心就化了。我缓缓地转过身来，我想嗅嗅他。我一吸动鼻翼，就水草一样倒伏。
几乎是同时，警报响起了，警报解除了。老师拉起我的手说，走。
我跟在他的身后，跌跌撞撞。
我在攒钱，我给刘苏子买宝塔糖刚花完了攒下的钱。我一分一分地攒，攒到七分的时候我等不及了。我跟父亲要了一斤全国粮票说要换瓜籽吃。她把这一斤全国粮票卖了五分钱，我到商店买了一斤煤油。晚上我和父亲弟弟睡在床上，听得母亲从地震棚里发出的嘎嘎的笑声。不一会儿院子里就腾起冲天的火光。只听得女人们像老鼠一样叫起来，还有一个声音是老师的，他用很大的声音喊，绸子呢绸子在哪儿？父亲跳起来要出去，我扑到父亲的怀里哈哈笑着，我说爸爸我们睡觉。爸爸用他瘦弱的身体把我搂紧，我能感觉到他的骨头在瑟瑟发抖。父亲是个胆小的人，他在向我妥协。在我的一生中，我无数次地利用了父亲。我用父亲的手把我捡回来，我在父亲的胳膊上度过童年。我在母亲面前毫无道理地亲近父亲，就是想让我的母亲难受。可单独和父亲在一起时，我几乎看都不看他一眼。
放火的事是我求刘苏子帮的忙。放学的路上，我一直等着他，我结结巴巴说了我的想法，他没问我为什么。刘苏子从来不问我为什么，多少年后，他都认为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对的。
母亲知道这事情是我干的。她把我的衣服扒光，把床上的被子褥子拿走，不留一根布丝儿，让我赤条条地在地上站着。母亲剥我衣服的时候，我没有反抗，我垂着双臂，射出我的目光，我想用我的眼睛杀了她。我用双臂抱住自己白哗哗的身体，我羞耻到了极点。我的身体为什么让我这么难堪啊。是的，我就是这样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家庭里，我的父母亲给我穿上了衣服，让我在衣服里无畏地长大。我应该感谢他们啊。但是我充满了仇恨，我想杀了我的母亲。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生出杀人的念头。对于一件事情只有用杀人才能解决的时候，杀人是一种快感，像其它声色犬马的享受一样，全身心的快乐。等到我三十五岁那一年，真正拿起屠刀的时候，我并没有想杀人。我听到门口父母亲撕打的声音，一定是父亲要送衣服来母亲不让。我弟弟站在窗外砸玻璃，我赶紧蹲下来抱住自己的前胸。我看到弟弟从砸破的玻璃洞里给我塞衣服，玻璃碴划破了他的胳膊。
我站起来，我冲出去了，我拔开在门口纠缠的父母亲向外面跑去。死都不怕，还怕身上一丝不挂吗？我要去找我的老师，我要对老师说，你要等我长大你一定要等我长大啊。我的脸面向黑魆魆的天，嘴里发出呵呵的怪异的声音。母亲尖叫一声追出来，她张开一条床单扑向我，就这样两个女人滚进一滩积水里。
这时我的邻居刘苏子从家里奔出来，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的刀。他站在母亲的面前，把刀架在母亲的肩膀上说，那事儿是我干的，你放了蓝绸子。
二十年后，刘苏子重复了这句话。
那事儿是我干的，你放了蓝绸子。二十年后，刘苏子对警察说。
我的母亲像一只气宇轩昂的公鸡，举着一张大红脸，从学校的办公室里把刘苏子的父亲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