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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明到清初，由于封建王朝大力经营西南，在各民族地区逐步设流官治理，对各省具体情况的了解进一步深入，贵州苗族很多的事实遂渐披露于世。又由于湘西、鄂西、川东苗族的大量汉化，于是贵州作为全国苗族分布中心的地位就更加突出。人们根据苗族居住的地理环境，以及苗族各部分服饰颜色、式样的不同，分别将其称为高坡苗、平地苗、长裙苗、短裙苗、红苗、黑苗、花苗、青苗、白苗等，名称多至数十种，因而有“百苗”之说。
苗族社会的发展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发展长期以来十分缓慢而又极不平衡。贵州设治较晚，又远离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因此，苗族社会的发展，比湘西、鄂西、川东一带的更为迟缓。秦汉至两晋时期，湘西桃源、沅陵一带苗族已开始出现强大的部落首领。南北朝至唐宋时期，沅陵、辰溪、溆浦以北、汉水流域以西直到川东巴峡的苗族，出现了许多强大的封建主，并受到封建中央的赏赐，加官进爵；社会经济有的与汉族完全一致，父系氏族的鼓社制和农村公社的议榔制，是当时主要的社会组织，在外部，则受他族奴隶主和封建主的统治或羁縻：居于黔东北者受思南、思州田氏领主的控制，在黔北则为播州杨氏领主的属民，在黔西北受罗甸国奴隶主的统治，在黔南受龙、方、张、石、罗五性领主的羁縻，在贵州中部，受宋氏领主的制约。这些首领统治下的苗族，有的沦为奴隶，有的沦为农奴，有的成为依附民。有的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形式上仍依附于外族统治者，被称为“羁縻蛮地”。有的完全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被称为“生蛮”。
元明两代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前后，封建王朝一方面分封各族首领（包括征蛮有功的汉族将吏）为土司，以统治各族；另一方面又直接派流官以控制土司，实行土流并治。由于汉人进入苗区的增多，汉文化的促进作用加强，苗族社会的封建化得以加速，阶级分化开始明显。这时期，苗族中也出现了一些中小土司，如雄据于紫云、长顺一带的金竹安抚司及平越杨义长官司的金氏，黎平亮寨长官司龙氏，以及雄据于八寨（今丹寨）和都匀一带的夭坝安先司夭氏，承袭时间各有数百年之久。在黔东铜仁、松桃和黔北务川、道真等县苗族中，出现了一些当时被称为“富苗”的地主。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铜仁府罗金寨苗族地主吴老夭，有钱有势，“久为诸苗雄长”称霸湘黔边境，湘西、黔东北各县不少都投靠他。今黔东黄平、凯里、施秉、镇远等处，也出现不少“富苗”。；其中凯里的阿溪，广有钱财，到处放高利贷。甚至贿赂省内监军总帅，借势凌人。贵阳附近各州县，苗族内部的阶级分化也开始明显，出现了一些较大的部落酋长。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今贵定平伐苗族大首领的娘率部民十万户归顺元朝。到了明代，平伐地区设了流官，但苗寨仍由苗族土司治理。社会经济有了发展，有了集市贸易，促使土地买卖关系进一步民展起来。
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至鸦片战争前，苗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封建化加强了，地主经济继续发展。今黔东南雷公山区相继出现了地主，完全进入了封建社会。如咸同年间台拱厅巫生寨的欧养生和五岔的潘老马、丹江厅掌批寨的绍伯寡，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地主。黔中南贵阳、龙里、贵定、惠水等地的苗族中也有地主出现，他们大量购买土司、屯军和农民的土地山林，从而成为“殷实之户”。
近代以来，苗族地主经济继续发展，有些地区如黔东南、松桃、务川等地苗族地主，有的还占有年产数千挑至万挑稻谷的田地。不过，从总的情况看，由于历史、地理、民族等多方面的原因，苗族地主经济的发展并不充分。在许多苗族聚居区的阶级结构中，都存在着两头小中间大的现象，即地主富农少，中农多，贫雇农少。除个别大地主外，一般地主占有田地年产谷仅二百担（每担一百二十斤）左右，经济力量很薄弱；地主中多数人也没有完全脱离生产。在苗族杂居区，地主绝大多数都是汉族和其他民族，苗族人民几乎全是贫雇农，地主富农仅是极个别的人家。
苗族人民有反压迫反剥削的光荣传统。从商周到民国，数千年来斗争不息。从唐宋起，贵州苗族有记载的斗争不少。多是受湘西、川东苗族斗争的影响而爆发。
元明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深入，民族压迫之加剧，贵州苗族人民的起义逐渐增多。仅明代的斗争就有百余次，有的规模很大。如正统十三年到景泰二年（公元1448—1451年）的全省各族人民起义，明朝动用了二十多万大军镇压，历时三年。苗族是这次斗争的主力。以韦同烈为首的黔东清水流域和贵定、福泉一带的苗族农民军，据香炉山一直坚持到最后。天顺元年至三年（公元1457—1459年），龙里、贵定、八番（惠水）、平越（福泉）等处“十三番”苗族首领干把珠领导的起义，也曾震动一时。嘉靖十七年至三十年（公元1538—1551年）龙许保领导的黔东北和湘西的苗族起义，长达十四年之久，先后抗击明年十六万之众。
清代苗族起义同样很多。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元年（公元1735—1736年）发生的“雍乾起义”，领导人是包利和红银，起义范围遍及黔东南地区，抗击了七省清军数万人的残酷镇压；第二次是乾隆六十年到嘉庆元年（公元1795—1796年）石柳邓、吴八月等领导的“乾嘉起义”，范围扩及松桃、铜仁、印江和四川秀山酉阳和整个湘西苗区，抗击了七省清军18万人的进攻；第三次是张秀眉、柳天成、陶新春等分别领导的“咸同起义”，发生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终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2年）。起义范围以贵州为中心，波及湘西、川南、桂北和滇东，延续了18年，影响十分深远。这三次起义间隔都是60年，因而苗族民间有“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说法。
民国年间，贵州苗族人民参加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当时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第十两军的黔军，就有许多松桃、铜仁和天柱、锦屏一带的苗族、侗族官兵，他们在战争中屡挫强敌，功勋卓著。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黔东清水江流域的苗侗两族发动“黔东事变”，反抗国民党暴政。次年，贞丰苗族联合布依起义，两次下县城。望谟苗族、布依族在熊亮臣领导下，得到党的帮助，在麻山乡一带开展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活跃于滇黔边区的滇桂黔边纵队（简称边纵）第三支队，活跃于云南宣威和贵州威宁的边纵第六支队和威宁游击团，都有许多苗族参加。松桃苗族人民成立了“边胞支队”，在松桃和湘西开展革命游击战争。贵州苗族人民在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多的贡献。
第三章：回乡教书
一、
这是一所乡村初中。当年，学校的创办者选了一个黄土山坡，开辟了一块平地，紧挨在一起，建起了两座红砖青瓦的平房，林官中学就这样建起来了。
后来，学生增加了几百，教师也增加了，便在山坡高一点的位置又开辟了一块平地，一前一后建起了两幢三层楼的楼房。在水泥房低一点的位置，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硬是挑出了一块平地，从山上挖来一些野草种上去，一个操场建成了。
林官镇处在县交通要道上，去县城的车子都要经过这里。但是林官中学离镇里还有两三里的距离，交通也还算方便。还没开学，吴大伟特选了一个下午，来到灵官中学，先转转，熟悉情况。县教育局先有人告诉他，下学期，他会调到灵官中学任副校长，全面主持学校工作。后来，政工股王股长找他谈话，李局长也找他谈了话，说局里早就知道他工作能力很强，也很想锻炼锻炼他，现在机会来了，希望他好好干之类的。
其实，他能从一个普通教师直接升任副校长，县政法委李书记的一个电话起了关键作用。吴大伟的母亲偶尔提及李文胜的名字，那不就是李书记的名字吗？他赶忙问了母亲，原来李文胜就是李书记，是母亲娘家的一个什么亲戚。心里一阵狂喜，十多年了，总算也找到了一位大人物。他觉得眼前的路豁然开阔了许多。
后面，该怎么干，他很清楚，以前他只是不屑于这么干。教师做了十多年，想想那些能力比自己差的人都有人做校长了，考上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