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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到琉璃厂转上一遭，翻翻旧书堆，拾个便宜拣个漏儿什么的，然后就打道回府了。这一天过得逍遥又自在，对我来说，这样的一天远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或小日本袭击珍珠港的那一天更有意思。
可是，这一次，老头儿居然说他不能去，也许是他不想去，更大的可能是他的太太不让去，总之，他是不能去。好在有罗素愿意陪我去，虽然还是有一点儿失望，但是这种失望情绪毕竟打了些折扣。
“小伙子，我怕是去不成了，”老头儿笑着说，竟没有表示出丝毫的遗憾，“我很忙，根本分不出身来，你只好自己去了。”我把他的话复述给罗素听的时候，她却说，“老头儿跟过去不一样了，他已经是个有家庭的人了。”我实在想象不出，有家庭的人跟看书展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难道脚上长鸡眼会妨碍戴帽子吗？“你要理解他。”罗素说。
是的，我当然要理解他，就因为他身边多了一个女人。但愿罗素不是这样的女人。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我眯缝着眼睛动着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罗素问我是不是要睡觉，我说要睡，她咯咯笑着说，“你不是在睡觉，你只是在尽睡觉的义务——我每次失眠的时候，我们寝室的人就这么说我。”
我惊讶地问她，她也会失眠吗？她翻翻眼皮说当然会。我又问她通常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失眠？她说在失恋的时候。我不再说什么了，我不知再说什么才好。喇叭里在广播早新闻，掩盖了火车在行驶中发出的轰隆轰隆的响声。
按照我跟许佩祈的习惯做法，我也先带罗素去了“馄饨侯”，吃完早点出来，罗素不解地问：“我们起这么早跑到北京来，就是为吃这碗馄饨吗？”
“虽然都是馄饨，但这里的馄饨更多些沧桑，味道可能跟别家的差不多，意趣却迥然不同。”我给她解释说。其实，我知道我说服不了她，有些事原本就不是用语言可以说清楚的，所谓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那意趣，许佩祈懂，我懂，而罗素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懂。
今年的国际书展跟往年一样的热闹，进入大厅，我和罗素约定了会合地点，就分头活动了。她喜欢西方的惊悚悬疑小说和时尚类杂志，而我偏爱哈韩的文学书，特艺术特纯的那种文学书，这两类书的展台不在一层楼上。
我找到了韩国馆的展台，这里陈列的大都是韩国小说家和随笔家的选集，我也曾学过鲜语和日语，不过，没学会，但并不妨我对哈韩文学的偏爱。在韩国小说家当中，我最欣赏的是金东仁，读过他的小说的中译本。那个韩国出版商见我知道金东仁，显然喜出望外，就超热情地跟我攀谈起来，他说汉语有点儿口吃，好在能听懂。
我希望展览结束之后，能把展品中的金东仁和与金东仁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转让给我，韩国出版商说没问题，即使这些展品举办方另有安排的话，他也会从国内给我寄的，然后，就通报姓名交换通讯地址什么的。
转一圈，在筑摩书房的展台，我又跟日本人订了一套《太宰治全集》，这也是我渴望已久的一套书。我觉得我不虚此行，我也很为许佩祈没来而惋惜，我甚至赌气地想：回去以后我要添油加醋跟老头儿吹嘘一番，好好气气他，谁让他不跟我来的！
我在楼梯口碰见几张熟悉的面孔，几张我常在我的书店里遇到的面孔，都是六十来岁的样子，胡子和头发都还很黑，反衬得脸色异乎寻常的苍白。我们停下来聊了几句，他们从事什么行当的都有，近两年迷上了藏书，大都以收藏抗战时期的陕甘宁和晋察冀边区文学作品为主。
越聊越投机，他们提议去吸烟室坐一坐，我们各自点上一支烟，他们说他藏书纯粹从兴趣出发，不像一些所谓的红学家和鲁迅研究家那样，就吃的是这碗饭。他们都说他们看不起那些人——那是一群寄生虫。
我说，“我也看不起那些人，我觉得您用寄生虫来形容他们挺恰当的。”其中一个谦逊地说，“信口开河，信口开河而已。”我从他们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许佩祈的影子，他们有点儿相像，而且不仅仅是年龄。
他们说他是“油纸伞书坊”的常客，遗憾的是，那里的解放区文学实在少得可怜，京派海派的作品却很完备。我承认，情况确实如此。
只顾聊天了，我差一点儿把罗素忘掉，赶紧告别他们，跑出吸烟室。我们约定坐同一趟车回去，路上还可以继续聊。
“你跑哪里去了，到处找不见你？”罗素显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一脸的焦急，“你要是再不来，我就准备一个人上路了！”她跺着脚说道。看到她跺着脚的样子，一种怜惜的感觉就油然而生。
我搂了搂罗素的肩，“你有什么收获吗？”我问她。她说她得到了几张乔治·西默农的推理小说的英文电子版光盘，“都是可以开心解闷的玩意儿。”
我放弃了去琉璃厂和全聚德的计划，这两样罗素都不感冒，况且和那些老书友还有约定，约定结伴返程的。我和罗素一人拎着一个矿泉水瓶子，一边喝着，一边晃晃悠悠地往火车站方向走。“我饿了，我要吃肯德基。”中途，罗素突然说。她提要求的时候，两只圆眼珠就像两条张着嘴的小鱼在眼眶里游动，令人不忍拒绝。
快到火车站入口处，我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我接的时候，只能听见对方急促的呼吸声，却不说话，“谁，说话呀！”我嚷了几句，对方仿佛像是跟我比赛耐力似的，就是不吱声，沉默着，我只好把电话关了。
罗素问我是哪个来的电话，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模仿着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面的台词说：“小姐们都昏过去了。”
“一定是打错了。”罗素说。
“也许吧。”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隐隐的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不过，挺奇怪的。”
“奇怪什么，打错个电话有什么奇怪的，接到个打错了的电话就犯嘀咕才叫奇怪呢。”罗素冲我做了个鬼脸，表示她的轻蔑。
最后，我还是鬼使神差地按手机上的来电显示，打了过去，响了两声，对方接了，“您找哪位？”他低声问道，有气无力地。
我听出对方是谁了，我一下子就听出对方是谁了，“嘿，汉奸，你他妈的神经搭错线了，通了电话又不接，逗我玩呢！”我说。这家伙喜欢恶作剧，作案工具以电话为主，有一回，我收到一条短信——我的宣言：我决定打破老公终身制，实行小白脸股份制，引进丈夫竞争制，推广情人合作制，试行红杏出墙制……我还以为是哪个半老徐娘发的呢，查来查去，原来是他。
“我刚才是给你打过电话，可是想一想又没什么事，就挂了。”汉奸的喉咙像是被砂纸打磨过一样，特粗糙。
“我靠，你是吃饱了撑的，拿我来找乐子？”我习惯于用这样的口气跟汉奸说话了，大概汉奸也习惯于我用这样的口气跟他说话了。
挂断电话以后，我仍然有一点儿怀疑，当然是怀疑汉奸了，他不会是出了什么事了吧？我同罗素一走进站台，就见那几位老主顾已经等候多时了，他们正在东张西望地找我们，脸上是极讲诚信的业务员那样的表情。
车厢里的乘客寥寥无几，我跟几个老主顾可以旁若无人地交谈，而这时候罗素则坐在对面座位上，一个人玩纸牌打通关，显然她对我们的话题不感兴趣。
“现在的鲁迅研究居然庸俗到了只关注脐下三寸的地步拐弯抹角地去考证鲁迅和许广平究竟哪年哪月哪一天开始发生的性关系，你觉得无聊不无聊？”其中一个愤愤不平地说，“奇怪的是，这样的文章不但有人写，而且有人发，更而且还煞有介事地当做学术问题来讨论。”
“鲁迅先生有那么伟大的作品，鲁迅研究家顾不上去研究，偏削尖脑袋去打探些犄角旮旯的小道消息，敷衍成篇，然后公之于众，声称是‘最新发现’。”他们用胳膊肘支撑在车窗边的小桌上，望了一阵窗外的风景，“许多鲁迅研究家就是这样起家的，你说荒唐不荒唐？”
“还有更为荒唐的呢，”我说，“这些家伙一旦成名，就可以享受鲁迅从未享受过的优惠待遇，鲁迅享受过专家津贴吗，没有吧，他们有；鲁迅享受过专用轿车吗，没有吧，他们有；鲁迅享受过公费旅游吗，没有吧，他们也有！”
“整个一本末倒置，”他们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研究曹雪芹的人比曹雪芹风光，研究鲁迅和胡适的人也比鲁迅和胡适招摇得多，俨然一个大人物。”
“听说，‘张迷’们都比张爱玲更讲究穿戴。”
“其实，不过是一群拉大旗做虎皮的小丑而已。”
“虽然是小丑，但并不妨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