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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葡萄架下都有一只狐狸在等着 一
每个葡萄架下都有一只狐狸在等着1（1）
“告诉你，我可不是一个随便的人！”汉奸抖了抖身上的那件皮尔·卡丹，又抻了抻前襟，仿佛他要穿的不是皮尔·卡丹，而是别的品牌西装就有伤风化似的。
我从烟盒里拈出一支烟，嗅一嗅，点上：“我压根儿就没说你是个随便的人，因为你随便起来就他妈的不是人——少在我跟前装孙子，我习惯怎么着就怎么着！”
“习惯是一种惰性，所以，朋友，要改。你知道，生活细节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生活品位，抽什么烟，喝什么酒，穿什么西装，戴什么眼镜，万万马虎不得呀。”
我本想说，“别理我，烦着呢”，可是见汉奸两手插在裤兜里，慷慨激昂的样子很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禁又笑了起来。
那家伙注重外包装，总是一身的名牌。我呢——上身是一件旧T恤，下边是一条老军裤，还趿拉着一双轮胎底懒汉鞋。长年累月都是这么一副造型，十几年如一日。假若我就这个架势出现在汉奸他们公司里，而且走道还特摇滚，他们那位号称是中国通的日本老板见了，会是他妈的什么德行？一定特有趣。
我说：“生活品位这类词儿用在我身上太奢侈了，我不过是个做小买卖的而已。”
“老大，你做的不是一般的买卖，你是卖书的。书是什么，书是精神食粮，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不错，我确实是卖书的，我还给我的书店起了个名字叫“油纸伞书坊”。我只卖老书，只卖鲁迅、张爱玲、吴组缃、沙汀他们的书，店堂布置也仿造的是上海亭子间格局，老式书柜、老式桌椅板凳，还有老式的衣架，上面挂着旧礼帽、文明棍和老年间的油纸伞……生意清淡，大部分时间里，店堂中只有我和我的影子，孤独和寂寞几乎成了我的特权。可是我喜欢，喜欢静静地捧着1937年商务版的《晚清小说史》发愣。汉奸常来，算是我的一个老主顾了，因为他给日本人打工，所以我管他叫汉奸，他竟也不反感，比他妈的汪精卫还汪精卫。
我说：“得，别费唾沫了，就算我打扮得像李师师一样的花团锦簇，恐怕也招不来公子哥儿——因为这里不是风月场，只有发霉的故纸堆。”
“此话差矣，”汉奸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虽然你没什么钱赚，稍微穷了一点儿，与我们的生活水准多少有些距离，但是不能没有时尚追求呀……”
“我顺便问一句，那个大日本皇军给你年薪多少？”
汉奸踮着个脚说：“也就三万来块吧。”
“才三万，”我故意撂下脸，特高仓健地说，“还不够我一个月喝咖啡的呢！”
“吹吧你。”
我喝咖啡真的不少破费，这确实不是吹，从蓝山咖啡到哥伦比亚咖啡我柜橱里一应俱全，夜深人静时，自己研磨，自己煮，然后自己喝，感觉特好，特有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那种甘醇的坚果味从嗓子眼流过，犹如处女般的细雨淋在身上，舒坦。
也有时候，甜妞在一旁陪着，但她从不喝，嫌苦。
差不多每个周末，甜妞都来，而且风雨无阻。甜妞口口声声说打死她也不会嫁给我，我也说你想嫁我还不想娶呢，可是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在一起，在一起亲亲嘴偷偷情什么的。
除了亲亲嘴偷偷情而外，余下的时间里就是吵架。我喜欢跟她吵架，她吵架时的声音特悦耳，绝对的格莱美水平。至于为什么吵，我也说不清——男女间，许多事情原本就是说不清的，或者也不想说清，就像官僚们的灰色收入。
甜妞对我出走三年一直耿耿于怀。
那三年，我就穿梭于北京和广州之间，干些个跟偷鸡摸狗类似的营生：雇上一伙子三流歌星，进棚，翻唱港台歌，然后灌录成盒带，卖，赚了不少不明不白的钱。
我是把现金满满当当地装在两只密码箱里拎回来的。临走，那些生意上的伙伴百般劝阻，说正是买卖兴隆的好时候，就这么激流勇退未免太可惜了。我说：老子看你们见钱眼开的丑恶嘴脸看腻了，只想解甲归田养老去！
那天，我正巧是从机场打的回家在楼梯口碰见甜妞。有点儿突然，我的喉结在脖子上翻了几个跟头，怔怔的没有说出话来——她一定是天天来，看我回没回。进屋，甜妞脱下驼色涤纶外套，坐下，托着腮瞪着我。我知道，她是在等待着我的解释。
但是，我不想解释，我羞于跟人家说我是商人，哪怕只是说我曾经是商人。说实话，我从骨子里讨厌商人，就像讨厌小布什一样。
在甜妞的辞典里，褒义词匮乏得要命，说话就带着一股子火药味，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别等她张嘴，先用吻堵住她的枪眼。一般说，甜妞可能会挣扎一下，不过只是一下，身体便绵软得似乎融化了，融化成清风，融化成云烟……重头戏当然是在床上完成的了。
结果，折腾得一地鸡毛。
“拔腿就走，连招呼都不舍得打一个，你是不是有红粉知己陪着呀？”甜妞的下巴压着我的肩，笑着问。
我说：“没有谁陪，我是单枪匹马出发的……”
“有就有呗，”甜妞突然起身离去，一边穿衣，一边冷冷地说，“关我屁事！”
每一次跟她在一起的时候，都常会使我想起一句拄棍的老头儿常说的一句俗语——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
“油纸伞书坊”开业是在我回来之后的第二个月。地点是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两侧都是树，都是枝繁叶茂的梧桐树，正值初夏时节，风一吹，树叶痉挛。
我的书架上摆着的大多是三十年代开明版、商务版和北新版的书，对那些书我一直情有独钟，抚摸着那已经泛黄的纸页，总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我始终认为鲁迅时代的作家是最具创造力的作家，没有谁以模仿魔幻现实主义及意识流什么的来招摇撞骗。我把鲁迅的书和鲁迅敌人的书故意放在一起，比如陈西滢、王平陵；而鲁迅的朋友们的书，像韦素园、许寿裳、李何、林萧红，则放在另一处。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好玩。
这样的书店，生意萧条是意料之中的。来的顾客多是藏书的、教书的和大学读书的，偶尔三陪小姐在“爱的奉献”之余，也来逛逛，问问有没有余秋雨或刘墉的书。平时，我一开门就把老唱片撂在老式留声机上，于是，整个房间都下起了“毛毛雨”。我一边读书，一边跟顾客谈书，谈得兴起，还会起身给对方沏一杯英国红茶，再谈，很惬意。
甜妞问我：赚钱吗？我说：不赚，有时还赔一点儿。甜妞又问：那开店做什么？我说：喜欢。甜妞就骂：贱骨头！我说：嗨，全社会都疲软，又不仅仅是我一个店，对面的那家丝绸店不是也挂出了招牌：一次——性处理。
我管我养的小猫叫“麦当娜”，是它把我舔醒的。我睁开眼，见甜妞正俯视着我。她只在周末才在我这里过夜，我几次劝说让她从“独身女子的卧室”里搬出来，跟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她却沉着脸说：呸，美得你！对她，我总是无话可说，因为她不讲理的时候远比讲理的时候多，于是，我就说：真拿你没办法。她翻翻白眼说：不但你拿我没办法，就是我自己也拿自己没办法。
也许是受徐志摩的影响，在桃色事件中，我总是会起些浪漫念头，而甜妞则不，她更实际些。见过甜妞的男人不知有多少，能够牢牢记住她的，怕是只有我一个，因为她太普通了，普通得跟其他的纺织女工没什么两样——但是她曾经让我感动过，感动我的其实就是她的一句话：如果你真的喜欢我，那就来喜欢吧……我永远记着她的这句话。那天，从她卧室里出来，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男人了。那是我与女性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尽管我热衷于跟甜妞一起去实践弗洛伊德理论，可是，我爱她吗？我能跟她厮守一辈子吗？我没把握。
“对我很失望是不是？”她说，“一个纺织女工没名没利没特长，我们能给丈夫的只有贞操，这几乎是我们拥有的全部，可惜……现在的我连这个也没有了。你假装不在乎，其实，你在乎，你比谁都在乎，这一点，在你从我身上爬起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了。”
我有点儿尴尬，涨红着脸点燃一支烟。甜妞伸手把烟抢过去，深深地吸了一口，又递给我。“我后悔，后悔那天为什么把所有的都告诉了你，”她说，“男人通常是在女人的哄骗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因为他们脆弱，不敢面对现实，只有骗他一骗，他才舒服。”
随她说去吧，沉默是金。
甜妞突然不说了，欠身说道：“时辰已到，该祭一祭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