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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了，但他们不断得到补充，从各部队抽调大批战士充实这支队伍，振奋了军心士气。这支部队在中国团的战士们的带动下，高举手中的红旗，高唱着那支动人心弦的红鹰之歌，向西伯利亚挺进，挺进，在他们身后是一支动听的歌声：
“红旗迎风招展，
前进！
……鹰在召唤，
勇敢的歌声飞扬，
红鹰们为胜利歌唱……”
其实，还有一支歌我想问：年轻的朋友们，你会唱《国际歌》吗？中年的朋友们，你还唱《国际歌》吗？老年的朋友们，你还想唱《国际歌》吗？我想当年的任辅臣和现在的名星相比，哪个更受群众欢迎？哪个更受群众拥戴？在市场经济下，人们忘记了《国际歌》，然而，在这部书里我写出了《国际歌》，希望这支歌伴随你前行。有时，我喜欢看自己的脚印，看看自己这么多年来是怎么样走路的，而这支歌就是一种脚印，是社会主义的脚印，也是共产主义的脚印，是踏踏实实朝前走路的。当年任辅臣是带着一种求援的信念和理想离开中国的，经过几十年后苏联果然帮助中国人民实现了这一愿意，赶走了日本驻防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虽然任辅臣没有看到过这种盛景，但他为中国留下了一种革新的火种，现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人带动广大群众奔向小康，这对那些苦难岁月或多或少也是一个安慰。作为写作者，写出书的目的就是应当给读者一个鲜明的思想，以此激励读者的思想感情。时隔多年之后，任栋梁回顾父亲牺牲时的往事时，悲痛常常从岁月的谷底漫上来，他对记者说：“我和父亲最后一次分手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的一个冬季寒冷的夜晚，父亲同俄国政委骑着马，并鞍走在前边。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乘坐雪橇在后面随行。雪橇翻了两次，跟随的战士劝他雪停以后再走，父亲不听。到了火车站，要分别了，父亲把他怀里的一块金表掏出来交给母亲，这块表就成了父亲最后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纪念。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这块金表一直珍藏在母亲身边。可以看出，父亲那次离开我们时就已下定与白匪帮决一死战的决心……我现在想起来，当年父亲骑马驰骋的情景，他那刚毅的神情和高大的身影，还在眼前。”
四十六、列宁的召见
任辅臣牺牲的时侯，任栋梁才13岁，经过了一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后，苏维埃政府就把张含光和三个孩子送到首都莫斯科红场附近大熊星座街的一幢二层楼房里居住，这楼房是逃跑了的俄罗斯大地主的老房子，里面布置得很好，家具都是上乘的，那座楼全街有12个大窗户，任栋梁和他们的母亲张含光就住在第一层，楼后还有一个大花园。当时苏联红军第29师师部还专门派一个班担任警戒，护卫她们的安全。当时苏联还实行供给制，在供应极其紧张的情况下，苏联政府尽可能给孤儿寡母多方照顾。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优越的待遇的张含光和孩子们住在位于红色凯旋门附近，每天看见房间宽敞明亮，备有全套家具，环境十分安静，心里十分不安。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和白匪军的骚扰和反扑，新生政权处于极端困难时期，经济萧条，商品奇缺，莫斯科市内所有物资供需相当紧张，但在吃住穿用等方面，苏维埃政府还是给予了张含光和她的子女们以特殊的照顾。也许这是苏维埃政府对她们的一点回报，也许是她们在俄罗斯的汗水没有白流，总之她们享受了她们应该享受的待遇。在那些岁月，张含光有幸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生活，使得她知道了什么叫享受，什么叫艰苦，什么是革命成功的标致。如果是别人，在这个时侯完全可以养尊处优，好好度过一段舒服的日子。可是张含光没有这样做，她知道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经济萧条，还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生活，所以她在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乱花一分钱。为了不给苏维埃政府增添麻烦，有时孩子央求她上街，她也不答应。她不想让孩子过着这样优越的生活，总是在思索着什么，渐渐地她明白了，自己应该回到中国去，那里才是自己的根。
当张含光把回国的想法与中国团的战友们一说时，他们纷纷表示反对，中国团出生入死帮助苏维埃打下的江山理应有她们的一份功劳，何况眼下的生活使他们认为这样已经算是很好的生活了，莫不如就在这里把孩子培养成人，这也是对任辅臣团长的一点报答。可是张含光不这样认为，她始终觉得中国才是她自己的根据地，那里有她们的父母，有她们的亲人。苏联条件虽然很好，可是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想说的和想做的还是不很随便，不如趁早回国以图安心。中国团的战友们没有说服团长夫人，事实上他们也说服不了团长夫人，只好听之任之了。1920年正是苏联红军由退却转向进攻的关键时刻，国家政权正渐渐趋向稳定，张含光和儿女们也已在莫斯科生活了大约一年后，张含光向苏维埃政府正式提出回国的申请，为此曾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苏联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他们也不同意任辅臣的夫人回国，因为他们知道目前的中国正在动荡中，回去没有生存保障。苏联红军的高级指挥员示图说服张含光不要回到中国去，那里正在发生着战争，可是张含光执著回去，为此列宁亲切接见了她和她的子女们。
与列宁相见这是他们一生的光荣，那是张含光向组织上提出申请后的一天下午，也是很平常的时侯，忽然，在她们居住的楼前停着一辆小汽车，几个孩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个个伸头探望。原来，这辆车是列宁派来的，是为了送张含光和孩子们去克里姆林宫见列宁的。张含光知道这是列宁了解了情况，一定是劝她不要回中国，于是她抓紧时间带孩子上了车。司机是一个年轻英俊的俄罗斯军官，他一面驾驭着小汽车，一面与孩子开玩笑。当她们来到克里姆林宫办公楼前，一位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年轻军官把她们接到楼房内，走过长长的一段走廓，来到列宁办公室前，叩门。张含光告诉孩子们，再过一会儿她们就要见到列宁了，孩子们当然十分激动。其实张含光也是十分激动，在俄罗斯这些年她们吃了多少苦难，为了苏维埃政权她们付出的太多了。如今总算日子好了，她们的生活有了盼头，可是她们就要回国了。当年轻军官把她们领到一个陈设品很少，而且宽敞朴素的大房间时，他告诉她们就在这里等一下，然而他就走了。张含光知道列宁就要来了，她与孩子一起两眼瞪得挺大，期待着列宁的到来。果然如愿，不一会儿工夫，列宁就从办公桌后面快速地走了过来，站立，转身，几步跨到屋子中央，跟张含光握手，热情爽朗地说：“欢迎你们，请坐请坐。”
屋子里有一溜沙发，列宁所她们让到沙发上，他自己也拉了一把沙椅子坐到她们对面。列宁有一米七的个头，这个个儿在俄罗斯人里边不算很高，但是列宁肩宽，身体结实，看上去很魁梧。那天列宁穿的是咖啡色，颜色深，打着领带。他不拘小节，说话，举动虎虎生风。说话声音大，语调快捷，思惟也很快捷，笑声舒畅。他的个性非常鲜明，性格魅力象火一样烘烤着他的四周，凡是接近他的人，无一不被他的火焰一般的个性所吸引和左右，连当时年仅13岁的任栋梁这个小孩子也不由得被列宁的神情迷住了。张含光刚进列宁的屋子时有些紧张，三个孩子也是紧紧依附在她的身边，任栋梁的心里也是有点打憷，结果一见列宁这样热情快活无拘无束，半点架子都没有，神经也松弛下来，开始跟列宁交谈起来。列宁谈话也象唠家常，他说话不讲究，不斟词琢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遮掩，他一边亲切热情地同张含光握手，一边对她说：“你是任辅臣同志的夫人？感谢你们啊，用生命支援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到莫斯科来，我就想会见你们。可是我太忙，实在抽不出时间。现在得到你们的申请，您要马上回国？我想这回无论无何也要见你们，谈一谈，没法再拖了。今天请你们来就是研究一下方案。我的意见是你们暂时别回国，留在苏联吧，苏联会越来越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你们的生活还可以吗？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这是列宁见面后问得最多的话，这些话让在痛苦中生活的张含光顿时激动不已，连连说是。
谈话过程中，列宁用手抚摸着任栋梁的头，还把妹妹抱到膝上，气氛松快，象一家人在谈话。张含光会一点俄语，但是大段大段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