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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手机将镇上的朋友一一推荐给我的业余歌手欢新，是用友好的、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外乡人的“国门小学”的学生们……我们将一路同行。虽然起点不一样，可我们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有相同的终点。
3月17日，火车路经了包头、呼和浩特。
晚上，7点，火车到达丰台，我决定提前于丰台下车。出站很顺利，打了一个黑车（其实完全用不着），30元，十几分钟就回到家中。
只有儿子在家。刚刚放下行囊，就接到几个电话。没人提到黑戈壁，黑喇嘛，马鬃山。可一个比一个的事儿当真。
离开两周之后，我又跌回到原来的生活中。
尾声
穿越黑戈壁（1）
从4月开始，我就在准备动笔，将有关黑戈壁的见闻写下来，写成一本新书。可我迟迟不能坐到电脑前，开始写作。
本来，总是感到时间不够用。这次我攒足了时间，却不知道该怎么利用它。
有了不久前的新的考察，我需要重新研究手头的资料。我不能立即进入写作状态。这在我确实不多见。
我利用一切时间，从头审视自己能面对的一切：书面的与眼见的。
在马鬃山期间，能到达并确认谢别斯廷泉水，使我颇有成就感。我曾发愿，要走遍中国西部与探险发现有关的地点。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关于谢别斯廷泉水，我在地图上作补充查证。我找到了1972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地图》，同时，找到了1935年出版的《1927年－193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探险路线图》。关于谢别斯廷泉水，最重要的事件是与60年代中国与外蒙古正式划定边界有关的。据一位资深学者告诉我，当时蒙古国提出了一幅地图，在这幅地图上，黑戈壁的大部分区域是在喀尔喀蒙古（外蒙古）辖区。在两国谈判过程，中国主要领导人指示谈判代表：在《1927年－193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亚探险路线图》中，曾明确标示出一个泉水的位置，就是“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克”（“谢别斯廷”），而且明确画出两国的界线是从这个泉水的北面通过的。在划界谈判中，中方提出了这幅地图。因为它早已经是国际公认的著名地图，最终中蒙的国界，在这一段就以泉水为明确的“界桩”。1962年12月26日，中国与蒙古国正式签订了边界条约，1963年3月25日两国互换批准书并生效，1964年6月，签订了两国边界议定书。
而这个荒漠甘泉，从此有了另一个名字：中蒙边界的第496号界桩。
这个泉水的存在，就是古道存在的证明。在历史上，每当走北线的商队依戈壁与山脉之间的夹道西行时，谢别斯廷就成为天涯旅人的支撑点。是战乱、灾难等“不可抗拒”的因素，为行旅提供了艰难的选择。当道路出现梗阻时，黑戈壁为不循常规的人预先安置了潜藏的秘境。当道路通畅时，黑戈壁成为旅人施展抱负的舞台。有水量丰沛的谢别苏廷泉水存在，黑戈壁才会吸引更多的人，同时为每一个勇敢的旅人提供了一把进出黑戈壁的钥匙。
此行没有前往明水。为了回忆在明水的见闻，我不但将2003年10月3日在明水拍摄的所有照片都冲洗出来，还将贝格曼当年（1934年1月28日）画的《明水遗址实测图》作了复原放大。这是关于明水的惟一第一手资料。一遍审视着像片与地图，一边尽可能恢复着我的记忆。
明水古城之所以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它的形制特殊，是因为它的位置关键，是因为它就在天山与黑戈壁之间，构连着这两个地片，隔离开这两个地片，是黑戈壁的门户，是黑戈壁的屏障，是黑戈壁的后背，也是黑戈壁的钥匙。
我在史册中寻找关于它的蛛丝马迹。我推测：它必定和汉与匈奴的整体攻防形势有关，它是超规格的存在。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大宛不利，在企图退回关内时，被汉武帝严令阻于玉门关外。他的临时将军府——“遮虏障”何在，早有定论。但我想，如果今后的研究考察证实明水的古城与李广利的回师，与著名的遮虏障，有特殊的关系，我一定不会感到意外。
关于“明水”这个地名，在研究公婆泉的含义时，我没有联想到它。一次我偶然发现在清代的地图上，明水，写的是“岷水”。我同然想到，与公婆泉一样，明水或许也不是汉语地名，不是因为有地表水而称。最初它大约是音译。在西北民族，比如维吾尔族的语言中，“明”，是计数词1000的意思。在形容多的时候，往往会借助于它，比如新疆焉耆的著名寺院遗址，叫做“明屋”，是“千间房”之意，表示庙宇规模宏大。那么，明水会不会是表示水源丰富之意？否则，贝格曼的实测图上面的那条河（“运河”？）就失去了实际的依托。当然，在马鬃山碉堡山给我的感觉是附近在以前一定是个湖沼。明水古城的海拔高于碉堡山，但它们都在三面大山的环绕中，都有充足的地下水脉。
深入了解了关涉到20世纪前期的地缘政治的事件，就清晰地理出了与黑戈壁有关的历史过程的顺序。马仲英、尧乐博斯、乌斯满，步黑喇嘛后尘者涉入了这个区域，最终谁也没有能从其中脱身。这是一场古怪的4人接力：起点与终点都在同一个地方。
尧乐博斯是4人中惟一的得善终者。可在台湾的岁月中，他一直在努力从黑戈壁脱身。在回忆录中，比如台湾《传记文学》（1968年8月号）的《马仲英扬威天山记》；《瀚海潮》（1948年4月号）的《记马仲英》，尧乐博斯反复提到，自己于1931年6月上旬某日，到甘肃酒泉（肃州）面见马仲英，是因为想前往中央（南京）述职路过，顺路去看看“尕司令”。尧乐博斯一直到临终前，都在一切场合极力表白，自己不是专门到酒泉请马仲英入新的。他没有肩负这个使命，这也不符合他的意愿。
但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一次一拍即合的约定。可以断言，马仲英觊觎新疆已经不是秘密。黑喇嘛死去，马仲英知道应该到哪儿去“逐鹿”。广袤的新疆是他的猎场。
穿越黑戈壁（2）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一书中，引用了许多新疆的机密档案，那是他抢在新疆解放前，从西藏出境，带到台湾的“资本”。就是这些档案证明：盛世才从来也没有真正相信过尧乐博斯。实际他连自己的亲人（比如妹妹盛世同、弟弟盛世骐）都没有真正相信过。关于尧乐博斯，《新疆风暴七十年》证实，在盛世才时期他始终是特务监视的对象。书中引称了“警务处档案”的卷宗，其中“八号情报员”的机密情报证实，在1934年尧乐博斯计划在马鬃山的公婆泉建立汽车站，发展汽车运输，特别是要建立一个油库，名义上是为了便利商队，实际上是等日本人占据额济纳之后，进一步进入新疆，作好准备。这个情报的真实性如何，已经难以判断。可是，在当时总体的背景之中，这个细节颇耐人寻味。首先，确实有人计划在黑戈壁马鬃山建立新的交通枢纽，而日本在黑戈壁一侧的额济纳活动如何处心积虑，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尧乐博斯来说，只是一个涉入有所深的问题。
另外，我在1998年新出版的《额济纳旗志》“匪患”一节，读到了这样的记载：
1949年冬至1950年春，60余名乌斯曼匪徒多次或南沿额济纳河、或西逾马鬃山入旗劫掠。据记载，乌斯曼匪徒在额寂纳旗抓走牧民2人 ，打死打伤6人，抢走骆驼700峰、牛马500峰头（匹）、小畜数百只以及其它财物。11月1日，乌斯曼匪徒还枪杀了额济纳旗前往鼎新邮路的邮运员阎庭有。在人民解放军和旗保安队的打击下，1950年6月间彻底平息了匪患。
以上的内容足以证实，尧乐博斯、乌斯满，从来没有忘记、忽略黑戈壁。实际上在逃离“三区”之后，在从阿尔泰开始的逃亡过程中，他的关注点就在黑戈壁。他的首选在这个三不管的区域，因为这里的无政府状态最合乎他的胃口。只是，“伊吾四十天”使得黑戈壁的“邻居”——天山东部——过热，只是额济纳已经建立了有效的人民政权，黑戈壁不再是“真空”的，他才不得不逃往南山中的无人定居区。
我反复研究着黑喇嘛的那张著名的“标准像”。
可惜的是，哈士纶并没有说明这张照片是从何而来的。但，肯定是出于黑喇嘛一方，因为在相片的右侧有两行汉字：“诺音喇嘛”；“任籍甘肃安西”。
根据这两行字，可以判断出这是正面的宣传。甚至我推断，它必然与杨增新颇费唇舌地为之解释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