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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戈壁》九（2）
除了“苦水事件”，哈密在1932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七角井瘟疫”。
在“苦水事件”前不久，1932年春季，哈密西北的要道驿站七角井发生了一场看似无来由的、找不到传染源的瘟疫。在马仲英第一次进入新疆时，他主要着眼点在天山以北。天山以南的交通反而比以前繁忙。一些商贩，为了避开战火，也宁可踏上“风戈壁”，而七角井正是“风戈壁”中的标志性驿站。马仲英撤回河西，七角井由省军的杨正中部驻守。杨正中嗜杀成性，往往随便就将不顺从己意的商旅处死，然后胡乱埋在或扔在附近的沙丘中。在七角井的旅店前，有两颗电线杆子，一度成了杨正中悬挂首级的旗杆。这场传染性极强的瘟疫，正是因无辜死者得不到安葬而生，以致除附近的百姓与过往商旅，甚至驻军也受其害，不停地有士兵逃离这个阴霾不散的地方，同时将瘟疫扩散到其他的驿站绿洲。在一些村落，瘟疫几乎是灭绝性的。有一则目击报道说，在某小镇，生灵死绝，只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爬在已经死去的母亲胸前，寻找母乳。
——这，就是马仲英第二次进入新疆之前的哈密。
与在黑戈壁占山为王的黑喇嘛相比，哈密的省军在“苦水”“七角井”的作为，更象土匪。
马仲英再次进入新疆的时机正在逐渐成熟。
返回酒泉前后，马仲英在当地招贤纳士。河西走廊原来就“人才密集”，用不了多少时间，他的参谋部与政治处、秘书处，成了无所不包的庞然大物。其中有中共秘密党员，著名的中共脱党人士，有国民党的骨干，有日本间谍，有来历不明的土耳其军人（还不止一个）。最绝的是，这些人不管在别的什么地方碰面，一定会立时打得你死我活，可在“尕司令”的“智囊团”里，却始终相安无事。
比如，马仲英的“少校参谋”于华亭，谁见了也说是日本人，关于他是日本特务的“谣言”一时甚嚣尘上，可他自己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的绝活是译电，据说当时还没有发明出他破译不出来的密电码。据说（又是据说），马仲英几次绝地反败为胜，都是因为他成功译出了对方的军谋布署。
土耳其军官凯末尔——“国民革命军新编36师中将顾问”——则更绝，谁也不知道他从何来，来干什么，甚至他到底是谁？可他在马仲英麾下颇为自适。他的房间从不请人进入，房里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兵谋战略，只有一个河西籍的小脚女人，40多岁，整日端坐在炕上。他一句中国话不会说，她一句外国话听不懂，他们平时用什么语言交流呢？每当凯末尔“中将”高兴，他的庆祝方式就是：将小脚女人扛在肩头，在房间里、院子里“游行”。可他是真正的军事家，就是他教的马仲英把骑兵当作坦克使用。这招曾将苏联刚刚组建的机械化部队（“塔尔巴哈台军”）打得丢盔卸甲。
参与马仲英核心机密的人当中，除了他的家族成员，还有甘肃现代史的名人，比如吴应祺、张雅韶，他们刚刚从苏联回国，曾是中共的骨干，不但投入马仲英幕下，成为他的谋主，甚至将马仲英兄弟也介绍加入了CY（共青团）。另外，河西著名的脱党的原中共党员比如蔡雪村、葛霁云，另外还有甘肃哥老会辈份最高的堂主赵福臣……都在麾下为他效力。就凭这个，年仅20的马仲英就不能不令人刮目相待。
1933年4月。马仲英第二次入疆。
这次与上一次的最大不同，是有备而来。实际上从退回河西，马仲英一直用一只眼睛紧紧盯死新疆。——另一只眼睛他始终是盯着他的堂兄弟们（马步芳、马步青、马步康……）的。他显然认为，要想有大的发展，只有进入新疆，占据天山南北。河西、酒泉只是暂时栖身之地。
第二次进入新疆，马仲英部队传唱着另一个“军歌”7：
打了一仗又一仗
仗仗不离机关枪
三八式专用来打老乡
在第二次进入新疆期间，马仲英打遍天山南北，连乌鲁木齐也几乎陷落于其手。他的对手仍然是苏联，但这次归化军（原白俄）已经不是个儿，与他死拼的是“新疆王”盛世才重金请来的苏联红军，只不过名字改为“塔尔巴哈台军”8。这支“塔尔巴哈台军”坚车利器，锐不可当。但个人装备比马仲英的部下还差。一则目击记说：在北疆的苏军（塔尔巴哈台军）哨兵，舍不得让靴子站在在雨雪泥泞中，就站在砖头上，砖头踩在烂泥中，用一截铁丝将靴子与砖头绑在一起。穿着这种“花盆底”，根本不能打仗。可飞机与装甲车协同作战的威慑力，击穿了马仲英所部的心理墙壁。败退途中，他劫持了斯文·赫定的车队，同时他也想将这个国际知名的探险家扣作人质。最终不知是马仲英吸引了斯文·赫定，还是斯文·赫定感化了马仲英，反而互相萌生了敬重感。但，最终谁也想不到的是，1934年7月，马仲英在吴应祺、蔡雪村等陪同下，由喀什噶尔西北的伊尔克斯塘边境口岸，进入苏联境内。为了避难，也为了寻求支援。这如果不算是与虎谋皮，那也是将头探入虎口。从此，一去无回。
马仲英在苏联到底出了什么事？
一种说法是，在参加西班牙内战时英勇战死；一种说法是，在学习驾驶飞机时因飞机失事身亡；一种说法是，在斯大林“肃反”时期，死于冤狱……这就与黑喇嘛的遭际颇有几分类似了。使人奇怪的是，时至今日这几种说法不管哪种是真的，其实都用不着死不承认。除非是没有一种沾一点边。在斯大林的“肃反”中，还有什么级别的阴谋，什么档次的冤狱，说出来会叫人吃惊呢？
《黑戈壁》九（3）
一开始，马仲英在苏联的活动还相当公开，其实是苏联方面有意为政治作宣传。他被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苏联报刊不停报道他在工厂、集体农庄参观，他的随员陆续进入苏联军校、航校。他也在学习俄文、日文等四种语言。苏联特意为马仲英派了一个顾问，叫梅斯诺夫。其他留在新疆的部属，还派专人赴苏联向他汇报。1935年冬，苏军为马仲英设立了参谋处。这也许与当时中国国内的形势有关。当年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西路军进入河西。人们传说，共产国际打算利用马仲英与盛世才联手，打通“国际通道”，将进入河西的工农红军接引到苏联。这计划可能是真的，但是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家有多天真。就算是人们能成功地将猫与老鼠安排在同一个饭桌上就餐，也不可能让盛世才与马仲英同室而眠。
从1936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丝毫关于马仲英情况的消息传出。实际上就连他的身边人也一个都没有了：全部从人间蒸发了。
关于马仲英，最后的消息是：他的旧部马彦良1938年10月来到延安，面见毛主席时，毛主席曾对他说：“马仲英现在仍在苏联，你们以后可以见面。”9
马仲英是步黑喇嘛，力图尽快填补地缘政治空间的第一人。可他也是在黑喇嘛之后，第一个永远离开内外蒙古、甘肃、新疆中间“三不管”的黑戈壁的“好汉”。
马仲英在30年代初两次进入新疆，都与新疆哈密的强势人物尧乐博斯有关。如果说马仲英的下落之谜，使人想起了黑喇嘛丹毕加参；那么尧乐博斯的身世，则颇有点像黑喇嘛的“简化字版”。
据说（关于尧乐博斯身世，随时用得上“据说”两个字），尧乐博斯1889年出生在巴楚县（玛喇巴什）的维吾尔族乡村。父亲当地的“水官”。他是父亲在路上捡来的弃婴，并为他起了个名字“尧乐达巴斯”，意思是“路上捡来的孩子”，他长大成人之后，被顺口叫成“尧乐博斯”——老虎。在尧乐博斯5岁的时候，他的姐姐吉娜斯提汗被驻喀什喀尔的道台强娶为妻，为此，在病中的父母先后都去世了。那个道台“姐夫”因为处理塔什库尔干等地的划界事物时获罪，被撤职回到北京。吉娜斯提汗与尧乐博斯也随他前往北京。道台被朝廷追究责任法办，他们流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