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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当触刑弃市。后者一听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给杀了，而他自己确也因此被判死刑，所以人们常说命士精于他人而暗于自己。北宋还有一位最终贫困的命士。据《东斋记事》卷三记载，这位命士在开封府相国寺前设“卜肆”起课，有一天，四位青年举子先后求他算命，他算后惊叫：“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这四人后来真的都成了宰相，可当时他们却认为这位命士，是阿谀奉承，“相顾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从此“声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问命。等到四位宰相想起这位命士，甚至想为他立传的时候，为时已晚，命士早已“穷饿以死”。
三 方士的生活遭遇（2）
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王，有的穷困饿死，但是术士自身的命运，亦足以令人叹息了。
方术对中国传统科技的贡献
一 天文、历法
方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在科技方面有较多的贡献，值得我们总结。
方术蕴含了天文、历法、自然变化的知识，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古代以天文历法归于数术。先秦成书的《世本》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大桡造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斯六术而作调历。
从《汉书·艺文志》看，天文学就是占星术，观察日月星气云雨，以推测吉凶。历谱学是在占星术的基础上制定历法。从黄帝、颛顼，到夏、商、周、汉，都各有历法。
《隋书·经籍志》载录了许多重要的天文学著作，如《周髀》、《灵宪》、《浑天图》、《天仪说要》《灵台秘苑》等。《隋·志》的作者评论说：“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变，而参于政者也……小人为之，则指凶为吉，谓恶为善，是以数术错乱而难明。”
方术文献是了解古代天文知识很宝贵的资料。如浑天说和盖天说，《北史·艺术列传》载有信都芳为《四术周髀宗》作的序云：“汉成帝时，学者问盖天，扬雄曰：‘盖哉，未几也。’问浑天，曰：‘落下闳为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乎，莫之息矣。’此言盖差而浑密也。盖器测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于祖，故云：‘未几也’。浑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隐见难变，故云‘几乎’。是时，太史令尹咸穷研晷盖，易古周法，雄乃见之，以为难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汉朝，盖器一改焉。浑天覆观，以《灵宪》为文；盖天仰观，以《周髀》为法。覆仰虽殊，大归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效玄象。”
唐代僧一行精通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据《旧唐书·方伎传》，一行曾到天台山国清寺访求算法，又研习推步之术，撰有《大衍论》、《摄调伏藏》、《天一太一经》、《太一局遁甲经》特别是他撰写的《开元大衍历经》是研究古代历法学的宝贵资料。
唐人修的《开元占经》极富盛誉，《四库全书提要》评论说：“所言占验之法，大抵术家之异学，本不足存。惟其中卷一百四、一百五全载麟德、九执二历，九执历不载于《唐志》，他书亦不过标撮大旨，此书所载，全法具著，为近世推步家所不及窥。又《玉海》载执历以开元二年二月朔为历首。今考此书，明云今起明庆二年丁巳岁二月一日以为历首，亦足以订《玉海》所传之误。至麟德历虽载《唐志》，而以此书校之，多有异同……是又可订史传之伪，有裨于考证不少矣。”可见，方术文献对于校考古代历法是很有价值的。
占候是根据天象的变化预测吉凶。占候文献与天文文献是有区别的。《四库全书·占候提要》云：“占天本以授时而流为测验灾祥，皆末流迁变，失其本初。故占候之与天文，名一而实则二也。王者无时不敬天，不待示变而致修省。王者修德以迓福，亦不必先期以告符命。后世以占候为天文，盖非圣人之本意。”这就告诉我们，天文文献是用以授时，确定历法；占候文献是用观物，预测吉凶。
先秦时期，梓慎、裨灶都是占候家。《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梓慎望气就知道宋国有乱。汉代时，占候成为一门术数，谢夷吾、杨由、公沙穆、段翳都精通占候。古代专讲占候的书有汉代甘公、古申的《通占大象历星经》，唐代邵谔的《望气经》，清代汪宗沂的《云气占候》。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录台秘苑》和《开元占经》。
《灵台秘苑》是北周庾秀才原撰，宋人重修。此书首列步天歌及图，次释星验、分野土圭、风雷云气，多是占验之辞，不足为信。然而，它保存了古代天文及占候资料，有助于科技史研究。
《开元占经》的作者是唐瞿昙悉达，后人有所增补。自一卷天占至一百十卷星图，专述占天象。自一百十一卷八谷占至一百二十卷龙鱼虫蛇占，专述占特异。此书征引古籍极为浩博，保存的天文历法资料极为丰富，是一部很宝贵的方术文献。
二 医学
中国古代巫、医同源。巫术内含有医术，巫术事实上是在探求医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巫是最早的医生。原始社会的巫就是专为病人驱疾镇邪之士。卜辞中有“巫”字，巫的身份就是医生。
黄帝开创了医学时代。他重视发明创造，聚集了许多名医，如僦贷季善方脉，岐伯尝草药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马师皇长于兽医，此外还有雷公、桐君、鬼臾区都懂得医道。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医学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就是托名于黄帝，以黄帝与岐伯、雷公讨论的方式撰写。
进入阶级社会后，巫的职守仍然主要从事医术，巫道遍及于民间。《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有个叫桑田的巫预言晋景公很快会病死，医缓前往会诊，也认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桑田与医缓的诊断是一致的。
我国在周代已经开始摆脱巫医时代。医术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把医师列于《天官·冢宰》，这条记载，表明了医、巫分流，医术进入了日益科学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巫、医出现对立。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医的不治。巫、医分开后，从事医术的称为方士。当然，方士还包括其他职业。史书中多有“方士”一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余赐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
方术文献中最多的是医籍，上古的医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从事医术的多是方士，所以，把医术列入方术是不足为怪的。
《黄帝内经》是我国中医的奠基性的专著，至今还是权威性的典籍，《汉书·艺文志》把它载录到《方技略》。
《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班固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经方有《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等，班固说：“经方者，本草古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平平。”
古代的方术家与医家没有绝然分开，扁鹊、华佗、葛宏、孙思邈等人既是著名医家，也是方士。孙思邈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和《枕中书》各一卷。
宋代有不少医学书籍是民间方士撰写。《宋史·方技传》记载刘翰诣阙进献《经用方书》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为翰林医官。入宋后，又参与修订医籍。宠安时精研《灵枢》、《太素》、《甲己》诸秘书，作《本草补遗》。
方术文献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医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宋史·方技传》记载名医钱乙“始以《颅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皇子病，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愈疾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这种“以土治水”的解释，对于现代人看来是很荒唐的。
直到清代，还有不少医家偏好巫卜。《清史稿·艺术传》记载江苏人王维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宁通书》、《卜筮正宗》。
方术文献中以医学书籍的实用价值最大。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0多种医书。如元人邹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