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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朝鲜战争，也没有越南战争了。
那几周是美国的战争目的和中国革命共处的蜜月时期。蜜月的代理人，即联姻的牵线人，是美国一个年轻的外交宫：小约翰 巴顿·戴维斯。他在中国出生，父母都是传教士，刚刚三十六岁，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一个轻巧自如，举止潇洒，善于词令的外交界正在上升的新星。他自己要单枪匹马地进行历史的探索。我希望对我亲密的老朋友约翰·戴维斯没有伤害地说，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也象那时的我一样对美国的政治天真烂漫；但他因为那年秋天在延安抒情诗般的日子，饱受的羞辱和谪贬之苦远远超过了我。
戴维斯在抵达的那天深夜就和毛泽东、周思来还有红军总司令朱德进行了会晤。如果我们的军队在中国的沿海登陆，共产党能否给我们诸如以断铁路，动员农民之类的支持？这是一个合理的探询，但却是在一个混乱的时刻进行的。共产党对蒋介石和美国在史迪威问题上闹翻的事一清二楚，对国民党军队腐朽和溃败的情形甚至比谁都清楚。他们正着手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他们所有的那些伟大的军事领导人，有的从地下状态，有的从游击抵抗区，有的靠徒步行军，纷纷回到延安，准备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16年以来的第一次！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都长期居住延安，但林彪、彭德坏、陈毅、聂荣臻都是刚刚到达——他们是征服未来中国的著名元帅，建立一个一统天下的功臣。而戴维斯，来这里是要探讨军事合作的可能性，还有结盟的可能性！在那个大好时机里，戴维斯本来不应该出场。我也不应该。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场革命，正历经磨难，由胚胎进入定形。我是唯一的新闻工作者，受着老朋友周恩来和老相识叶剑英的庇护，也受到了我和戴维斯抵达的事件而引起的虚假重要性的掩饰。此行的伟大目标是探讨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结盟，我是作为该目标的一部分，受到接待的。
时机以及牵线人约翰·戴维斯的出现确定了当时的气氛。
时机的掌握就是共产党人对1944年一系列事件的洞察。他们比谁都清楚蒋介石在华东战场上的厄运。国民党的军队正在解体，日本人在所有的省份里如入无人之境，而共产党人却尾追着日本人，组织抵抗运动。不管什么地方陷入日本人之手，共产党就感到是他们采取行动，进行组织的机会——组织发展之快超过了共产党的预想。六个月里，蒋丧失了25万军队，而共产党的兵员每个星期都在增长。眼下，他们已在日本人的后方建立了不少于16块的政治——军事基地，每块都称作“解放区”。其中有些解放区已控制了好几块长200英里宽100英里的地盘。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都对这些解放区望而却步。解放区里的唯一政府就是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所考虑的头等政治大事就是怎样把这些“解放区”联成一片，建立一个“人民的政府”，一个真正控制着9000万人民并提供了保护的政府。正象他们所关注的，那个蒋介石的所谓“政府”己把它在华东的军队消耗完毕，而眼下只能在中国的西部，在美国的特别关照下苟延残喘。瞧，为了这一点，美国人，戴维斯和巴雷特都跑到延安来了，在探讨共产党分享美国友谊的诚意。所以，当这些当地政府的领导人在延安云集的时候，更为重要的军事长官们也随之而来，共商召开16年来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考虑成立一个共产党政府的可能性。此外，史迪威去职的事件也促使他们考虑这个正在诞生中的新政府是否应当同美国进行大量的交往。
我在延安探索历史的时候，亲身了解到的事实之一就是：革命是知识分子创造的，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革命者，但如果知识分子能把他们的理想和困扰普通百姓的东西结合起来，编织成器，就能把普通百姓引诱或罗致到一起成为一种革命动力。如果他们再聪明一点，向工人们和家庭们讲明道理，使这些朴实的人民认识到正束缚或正毁灭他们的东西是什么——那么，他们就能动员起人民去改变现实，去杀戮，去猎取，去牺牲，变得残忍，同时知识分子又总能给予纯朴的杀人者和恐怖主义者以道德上的赦免。
然而，在延安，政治是至高无上的。延安，置于其它一切事情之上的，是一座生产思想的工厂。也许只有罗马的基督教革命或18世纪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才把思想看得如此重要。也许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如此有意识地察觉到，思想本身也象剧烈行动的发出者那样具有强大的力量。
延安是一个正处于实验阶段的“自力更生”型的政府。没有人在美国的大学里接受过政治学的基础教育，他们就自己学会怎样去挑选合适的人选去管理另一部分人——或临时去学大量实施管理所需要的技艺。在一个山村里，怎样才能用纸印刷成书籍、传单和货币呢？他们正在靠自己学习掌握。那时候，点灯用的油都是传统地从果仁里榨出来的，一点燃，这些劣质油就在家庭自制的灯上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怎么办呢？怎么使这些油纯净些呢？怎样使铁融化制造枪支呢？怎样护理伤病员呢？总之，一句话，没有知识，怎样去进行革命，建立一个崭新的政府呢？这就是延安的主要功能：使这些人们在这抉根据地上循环往复地接受教育，教会他们用新的方法思考。那时的延安地区居住着4万人．1万2千人是当地的农民和商人，其余的就是党的人了——积极分子，领导人，官员，占压倒多数的还是学生．学生们的年龄都在十八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有的是逃离敌占区的城市或国统区的学校刚到达延安的青少年，有的是中等年纪，头发灰白的游击队指挥员。他们在接受文化课的补习，学习怎样用书面下达战斗命令。
延安是—个学校社会——医生的，护士的，指挥员的，政治委员的，党的积极分子的，各类学校应有尽有。政治局的成员人人都分工负责某个领域的思想训练。
在那几周里，以及在一年后的重庆我好几次见得到毛，但都是公式化的会见。他给我不可磨灭的印象是第一流的——一个会用枪来思考的人，他的思想能强迫历史朝着他的理想迈进。
产生伟大历史力量的对话，在一开始就因为谈话自身的变化而被曲解是十分常见的事一一美国民主党人和中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话就是这样一个在官方的首次接触时就遭到曲解的实例。中国方面的发言人是毛泽东，美国方面的发言人是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毛是个天才，赫尔利是个****。赫尔利于1944年11月的第一周抵达延安，开始了美国同中国共产党的谈判。这个谈判是被偶然事件拖离历史轨道的最明显的实例。
赫尔利1944年11月7日抵达延安，抵达的第二天上午（陪同的中士速记员与会作记录）就同毛人其他领导人开始了会谈，出示了他和蒋介石以前共同拟定的条乱一个五点纲领。根据这个纲领，两党都矢志于团结，共产党将得到合法承认，在将来的某一天，共同努力，建立一个矢志于进步的政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要解散其军队．放弃他们的“解放区”政府（已经统治着8000万人民），他们的军队要听从军事委员会的改组。
那天下午，毛作出了反应——是爆炸性的。他对国民党政权从上到下都作了谴责．指出，军事委员会没有什么权力，只是一个阉割军阀和地方部队将领的装饰性机构，其中只有一个位置留给共产党的部队是不够的，以此来让他放弃他那在中国首屈一指的部队及效率最高的政府显然是不能接受的。赫尔利说，这个协定将使你的一只脚迈进门里。毛说，如果你的双手被反绑在你背后，进去这个门里没有什么好处。赫尔利明智地提出建议．让共产党拟出一项自己认为是适当的解决条款，他将乐意洗耳恭听。那个下午，他们为这个谈判建议暂时中止了会谈。
第二天：是11月9日，星期四下午，他们又进行了会谈。共产党拟出了他们的书面提议，措词之绝妙，使赫尔利一点也看不出他们的强硬企图。赫尔利兴高彩烈地说，共产党的建议确实挺好．但就是迈的步子还不算大。他想改天再作评论。
赫尔利全然不懂。他不是知识分子出身，只是一个美国民间的那种漫画式的人物。但那天晚间在迪克西使团的窑洞里，他竟以美国最优秀的传统改写了共产党的建议——而对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