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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即修正主义。这难道不是暴露了你们的一个大秘密吗？请看自然科学领域中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是同周扬一样，到处同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讲“一致”吗？
不久，周扬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一文。这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纲领，这是一篇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宣言书。
周扬在文章中大反“庸俗化”“简单化”“清规戒律”“宣传作用”，认为党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自由是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反党口号。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有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自由。周扬向党伸手要“创作自由”，是为资产阶级争反党反社会主义自由，让牛鬼蛇神解除“束缚”，自由地搞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周扬所攻击的所谓“教条主义”“清规戒律”，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明的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原则；他所攻击的“宣传作用”，就是反对文艺宣传无产阶级的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创作自由”和所谓“反教条主义”这两个反党口号，后来成为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主要武器。直到一九六二年、六三年，不是还有人用“尊重创作自由”之类的老谱，来为各种毒草催生吗？
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越凶，周扬反革命的真面目就暴露得越清楚。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达到高潮的时候，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周扬在《文汇报》上发表讲话，眉飞色舞地欢呼“剧目开放是戏曲界的一件大事”，为舞台上乱舞的群魔助威；极力赞美右派分子刘宾雁等从苏修那里搬来的所谓“干预生活”的一批大毒草，认为“尖锐地揭露和批评生活中的消极现象的作品，愈来愈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在四月间，周扬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呼风唤雨，煽风点火，反对所谓“春寒”，要求“春暖”，鼓动右派起来争取“春天”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到来。五月十三日，他在一次报告中疯狂地诬蔑共产党员“像特务一样”“像木头一样”，极力称赞当时成为章罗联盟喉舌的《文汇报》放火“胆子大”。他说，讲要杀几百万共产党的人，“也不见得就是反革命分子。”真是毒牙毕露。这完全证实他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
反右派斗争一打响，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的周扬，立刻又见风转舵，巧妙地摇身一变，把自己的大右派的狰狞面目藏起来。在整风开始的时候，周扬和旧中宣部负责人，十分热心地积极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翻案，要摘掉他们反党的帽子，直接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可是反右派斗争一起，周扬却立刻利用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批判，把自己这个大右派打扮成左派，俨然用“一贯正确”的姿态出来总结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中，他把“我们这些人”分成“两种人”，一种人是“同党不是一条心”，“不肯按照集体主义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另一种人就是他周扬，说是已经“丢掉个人主义的包袱”，“同党一条心了”。对照一下那些恶毒的右派言论吧，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是多么卑鄙呵！前次，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周扬用两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机；这次，在反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周扬又两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机。他用这两次投机，把自己的罪恶掩藏了过去，包庇了一批右派、叛徒混过关，把他黑线中的一伙人安插到文艺界各种领导岗位上去，扩大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这还不算，他又乘机翻案，篡改他在三十年代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提出“国防文学”这个投降主义口号的一段历史，反诬鲁迅是“宗派主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耍了多少花招！
有一些人总爱写什么三部曲。总起来看，周扬的一套把戏，原来玩的也是三部曲：向党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然后马上用假检讨或者伪装积极一变而站在正确方面；然后大搞反攻倒算，发动新的进攻。周扬的所谓“一贯正确”史，就是一部反革命两面派史。然而，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扬混过了这四次大斗争，在第五次大斗争中，三部曲还没有演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就彻底暴露了，就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利剑彻底戳穿了。
大风大浪中的大暴露
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以来的历史，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同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两次大斗争，即一九五九年的一次，最近的一次。在斗争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
在这场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的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周扬自以为自己的势力更大了，政治资本更多了，加上有了旧北京市委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作后台，有了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的支持，可以更加放肆了。在这种估计下，他就抛掉了伪装的一面，赤裸裸地摆出了他反革命的本来面目，更加恶毒、更加疯狂、更加嚣张地向党、向无产阶级专政、向毛泽东思想发动进攻。
一九五九年一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召开了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对我国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在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下，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把我国拉回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在这个过程中，周扬猖狂地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积极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政治需要服务。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扬在《牡丹》二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洛阳宣教干部座谈会上的谈话》，说什么经过了一九五八年的批判，“有一种被压抑的情绪”，现在要颠倒过来，“要使人人敢于讲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人人”是划分为阶级的，周扬要动员起来的“人人”是什么阶级的人呢？就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被资产阶级“压抑”，就是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压抑”，有阶级对立存在，就根本没有什么“人人”平等、“人人”不受“压抑”的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对广大革命人民实行最广泛的大民主，对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分子就要进行坚决的专政。只有对敌人进行专政，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周扬所谓要“人人敢于讲话”，就是要把那些被批判的牛鬼蛇神重新扶起来，只准他们“讲话”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党的总路线，不准无产阶级“讲话”批判他们。“也要让少数人讲话，因为他代表某种社会力量”。这是混淆黑白。对所谓“多数”和“少数”，都必须作阶级分析。坚定的左派和顽固的右派都是少数。右派是极少数。左派争取、团结了中间派才成为多数。你周扬残酷地压迫无产阶级左派这个“少数”，却支持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登台夺权，这分明是要他们来专革命人民的政。
一九五九年初春，周扬为了贯彻他鼓动牛鬼蛇神“敢于讲话”的反动纲领，向周信芳推荐《海瑞上疏》的题材，并且提供了具体材料。他向周信芳说：现在“大家不敢讲话，演一演这类戏是需要的”。“少数人”到了两个反党分子私下对话的时候，变成了“大家”。这个“大家”就是他们所代表的极少数地富反坏右。他要通过《海瑞上疏》，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一切牛鬼蛇神打气。一九五九年，他到处宣传“海瑞精神”，还广泛动员各地来京的艺术团体的干部和演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