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国家选贤才（3）
所以《资治通鉴》称赞他“明达吏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杜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
为子孙立法度（2）
结合制度背景仔细分析太宗的人事安排，就能够发现太宗对房杜二人是多么了解，他用人是多么高明。如上所述，中书省主要职责是出谋划策，正可以发挥房玄龄善谋的特点；而门下省负责国家大政的决定审核，与杜如晦能断的性格吻合，“房谋杜断”在这种体制下可以充分展现出来。太宗的这种布局，使贞观初年许多政策的制定及完善可以最大程度地顺利实现，为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贞观三年（629），房杜分任左右仆射，太宗对他们说：“两位爱卿担任仆射，要多为朕访求贤才。听说你们每日要处理各种公文上百件，这样哪有时间去选拔人才呢？自今以后啊，小的工作都交给下面的人去干，大事你们再过问，多抽时间为朕挑选国家栋梁才是。”一番话点出了房杜的关键任务和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指导了他们的工作方向。
另外，太宗还对房杜给予了充分的信任。
贞观三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了一篇《拔士论》，文中指出一个人不可以担任数个职务，暗中其实是讽喻杜如晦等任职太多。太宗看了说：“玄龄、如晦不是因为有功才受到重用的，而是他们的才干确实可以助朕治理天下，师合难道想以此文来离间我们君臣吗？”下令将陈师合发配到岭南去。
贞观十八年（644），太宗亲征辽东，命玄龄留守京城，处理日常政务。并准许玄龄不用奏请批准，就可以直接拿主意，处理各种军国大事。在这期间，正好有人上访，声称要秘密告发一个人。
玄龄接见了他，问：“你声称要告发一人，那人是谁？”
回答说：“就是你房大人。”
房玄龄看着此人，想了一会儿，径直走出屋去，吩咐侍从：“派人将他送到皇上那里。”言罢便拂袖而去。
却说太宗听说留守房玄龄送来一个告密人，眉头一皱，很不高兴。一边命人持长刀站在旁边，一边叫那人进来。
“你想告发的人是谁？”太宗盯着他，问道。
“回皇上，是房玄龄。”
“果然是这样。”太宗自言自语，然后回头对持刀的侍卫：“拉出去腰斩。”
“陛下，还没有听草民要告什么啊，陛下饶命啊！”告密者脸色大变，连声求饶。
太宗也不理他，挥一挥手，让人将他拖了出去。
几日之后，玄龄收到太宗的来信，责怪他如此不自信，称“再有这样的人，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要因为与自己有关就有所顾忌。”
太宗对房杜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这种信任是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的，也是太宗自信的一种表现。君臣都如此优秀，也难怪后世常称贞观时期是君明臣贤了。
而更难得的是房杜二人同为英才，但都没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能够精诚合作，互补长短，共助圣君。房玄龄知道杜如晦能够决断大事，而杜如晦则明白房玄龄善于提出好计谋，双方都明白只有两人相辅相成，方能建立奇功。
贞观三年（629），太宗与群臣谋事。大家意见不一致，事情怎么办，迟迟没有决定。太宗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看看下面的人，说：“怎么杜如晦不在啊？他这个人最会拍板。快去召他来见朕。”
旁边的侍从得令，马上去请杜大人。一会儿工夫，人来了。
“参见陛下。”杜如晦一进来就拜。
“不用多礼了，杜卿家。正有一事不决，朕想听听你的意见。”
于是众人又将各自的意见说了一遍。杜如晦听罢，沉思片刻，说：“臣以为采用房大人的意见最为合适。其他办法都有不周全之处。”
太宗表示赞同，立即差人按房玄龄的意见去处理。
隔了几日，事情圆满解决了，太宗很是高兴。对着房、杜还有群臣说：“人言房谋杜断，果然不虚啊。”
的确，在国家政务的决策过程中，需要善于献策的谋略者，也需要当机立断的拍板人，房杜二人正是各当其任。两人这种相知基础上的合作，发挥了各自的才能，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气氛和人事环境，保证了政务处理的准确与高效。他们的合作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对方，既是贞观之治得以形成的条件，也是贞观之治成就的一种表现。
为子孙立法度（3）
可惜的是，贞观四年（630）三月，杜如晦就逝世了，离开了他的主公和朋友。太宗悲痛难当，之后更是常常想念这位臣子，并流着泪对他的好搭档房玄龄说：“公与如晦同佐朕，今独见公，不见如晦矣！”房玄龄也是唏嘘不已，君臣相对无言。
孜孜奉国的贞观大管家（1）
所幸房玄龄还陪伴在太宗的身边，为太宗又完成了许多大事。比如修订律令，制礼作乐，编纂史书，贞观时期的制度由此更加完善，直至玄宗初年都没有大的变化。这其中有房玄龄很大的功劳。
而比起杜如晦来，可以说房玄龄跟太宗更加亲近。他像一个大管家般，管理着贞观朝的国事和太宗的家事，孜孜不倦，兢兢业业。与魏徵和长孙无忌都不同，房玄龄的角色很是特殊。魏徵是个完完全全的“外人”，不论是他自己，还是太宗，都是将他摆在一个客卿的位置上。而长孙无忌是太宗的大舅子，长孙皇后的哥哥，当然是自己人。房玄龄则仿佛是介于两者之间，与魏徵相比，他对待太宗的态度有明显的不同。
贞观八年（634），太宗想要纳原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为妃。册封的诏书都已经下发，就差派使者去迎接的时候，魏徵听说此女曾许配给士人陆爽，于是当即上表进谏。太宗事先也不知道，看了魏徵的上书，才知道人家已经有婚约，于是命令使者不必去了。
房玄龄却上奏说：“此女许配给陆爽，并没有明确的聘书之类。现在册书已经下发了，不应该停止。”而陆爽自己也上表说并没有婚姻之约。
太宗又问魏徵：“房爱卿等人说大礼已经开始，不应该终止。而陆爽自己也说他并没有要娶郑氏之女。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呢？”
魏徵说：“陆爽是害怕陛下只是表面上放弃了郑女，而背后会整治他，才这么说的。”
太宗笑道：“外人可能真的会这么想。朕的话难道这么没有可信度吗？”最后还是放弃了迎娶郑女的打算。
其实，太宗对魏徵的再次发问，就表明他还是很想册封郑仁基的女儿为妃的。房玄龄心中一定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才会上奏，给太宗再创造一次机会。在魏徵那里，太宗就是帝王，是一国之君，必须动静合乎礼义，才堪为臣民的表率。但在房玄龄那里，太宗除了是皇帝，更是他的主人。所以房玄龄会更多地考虑太宗作为一个人的个人感情，会对太宗表现出一种服从。
正因为如此，在太宗发火的时候，魏徵可以面不改色，房玄龄却总是会叩头流血，惶恐不止。这不仅仅是因为两人的性格不一样，更是因为他们对太宗的定位和感情不一样。魏徵秉承的是儒家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原则，他认为只要自己忠心为国，就没有什么不对。而房玄龄本来就是小心谨慎的人，再加上对于太宗，始终怀有侍奉主公的心情，所以看到太宗生气，自然会觉得自己办事不力，理应赔罪。而对于太宗出于人之常情，但不符合国家制度规定的要求，房玄龄也常会满足他。
贞观十七年（643），太宗对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史官所记之国史，都不让人君观看，这是为何？”
房玄龄答曰：“因为史官的记载，既不虚美又不隐恶。人主见了一定会发怒，所以不敢献给圣上看。”
太宗却说：“朕跟以往的君主不一样。希望可以自己看看国史，以后就能够改正不足、发扬优点，从而更好地治理国家。”
房玄龄心里明白，太宗是想看看玄武门事变到底是如何记载的，即使有谏官劝阻也没有用。果然，谏议大夫朱子奢上书，请求太宗不要亲观国史，太宗没有采纳。于是，房玄龄将国史摘录了一些，呈给太宗。
太宗看过之后，对玄龄说道：“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何必写的那么隐晦呢。令史官如实写就是了。”
玄龄赶忙领旨。他明白太宗的意思，就是纂改国史，将夺权说得合情合理。虽然身为宰相，房玄龄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是作为太宗的属下，他这个管家选择了忠于主人的立场。情有些时候是会战胜理的。
可是有时候，太了解反倒令房玄龄帮不上太宗的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