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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还有火上浇油的，中央红军负责宣传的干部凯丰，在红军的《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列宁的联邦》，将矛头指向张国焘，原来5月份，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成立了一个“西北联邦政府”，所谓“联邦政府”的意思是说，我红四军团，你们中央红军、二六军团等等，咱们不都独立发展根据地吗，回头我们把几块根据地一“联邦”就成了一个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了，应该说这是张国焘的得意之作，也算符合当时的实际，本来我们就是各干各的，但我们都是红军，都信马克思的，所以，回头咱们以“联邦”制统一，可中央的张闻天、博古他们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中央就是中央，你地方就是地方，怎么可能中央和你地方平等“联邦”呢？再说你成立政府向中央请示了吗？5月份的时候你中央正在金沙江大渡河一线“流窜”呢，如果这时候请示你，你的决定就能保证正确？
其实不以为然归不以为然，大家刚见面，相互也不熟悉，再说革命本来也没有标准答案，大家求同存异，先应付主要矛盾呗。可凯丰非在这时候发表这么篇文章，张国焘拿着报纸质问张闻天，这报纸上的内容是中央的决议吗？为何不进行讨论就在中央机关报上对一位政治局委员随意公开批评？还有没有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了？张闻天被问的不知所措，因为这事他确实不知道，只好安慰张国焘，说咱们现在刚刚会师，先搁置争议，做好眼前工作。可这边张闻天刚刚活了稀泥，那边博古又跟张国焘争起来了，张国焘本来就瞧不上这个嘴上无毛，却又整天把自己当回事的小伙子，而博古属于那种特别坚持原则的人，他认为不对的就要说就要斗争，在他心中，这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从这点上看，博古的道德素养还是很高的，但历史上成功的政治家有几个是道德楷模啊，你要想当道德楷模，就别去从政，从政也必然会失败。这么一争，使一四方面军的隔阂加深了，刚会师时大家的亲密无间变成了相互提防。
其实这个问题要说也不难，重新开个会，除了红四方面军的中央委员外，按照“遵义会议”中一方面军将领的标准，让红四方面军相同级别的将领都参加，然后大家像“遵义会议”一样各抒己见，最后投票不就完了，这应该算是民主吧。孙中山为这个奋斗了一辈子也没成功，所以遗言中告诫大家“仍需努力”，国共两党都尊孙中山为民主先驱、伟大导师，可老师本人就没有规则意识，渴望着用一己独裁去实现自己的民主理想，这本来就和民主思想背道而驰，结果自然是南辕北辙。老师如此，学生们在民主这方面也似乎没有任何的进境，决定党内斗争胜负的关键是参与斗争双方的实力和政治智慧，和他们宣称所代表的人民没什么关系，人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斗，也不关心他们为什么斗。人民的作用通常是在胜负已分之后，跟着起起哄叫叫好，谁获胜，我们就给谁叫好，所以我们永远是胜利者。
有人会说，你说的那套也不公平啊，红四方面军人那么多，那当然拥护张国焘的人比拥护毛泽东的人多了。首先来说呢，领导本来就该是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人来当，这没有错啊。其次呢，红一方面军人数虽少，但建制尚存，所以军团首长的数量并不比红四方面军的军长政委少，所以即使开这么个会，毛泽东也未必就输。第三呢，不论谁胜谁负，应该都是红军的胜利，因为两下相加有10万之众，实力不容小觑。
“遵义会议”的胜利者不光是毛泽东，在成功搬倒博古和李德后，所有的人都是这次党内斗争的胜利者，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在“遵义会议”之后，亲密无间、相处融洽，而博古和李德也平静的接受了下台的结果，没有再去挑起争斗，这一方面可能是两个人确实已无能力再掀波澜，另一方面说明民主的形式，可以使下台者心服口服。
毛泽东确实没有一个拿的出手的理由让红四方面军接受自己的领导。但不光是毛泽东，其实整个中央都没有考虑开个扩大会议，他们还是希望能商量出一个张国焘能够接受且中央不至于失控的结果，博古本来就看不上张国焘，因此在抵制张国焘的立场上和中央保持一致。这时候，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发来电报，提出由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当参谋长，并说“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灭敌”，看来，张国焘也不想开这么个会，如咱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他也没把握，所以不如拥兵自重，直接讨得权力。
既然双方都不想开会，那么就得协商一个相当的位置给张国焘，毛泽东认为朱德的位置不能给他，那样的话军权将完全旁落，这时候张闻天提出来，把我这总书记让给他吧，张闻天这个人没有权力欲，一心为公，堪称道德楷模，因此他无法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等我们讲到59年庐山之夏时，我们会介绍这位文弱书生的无畏与英勇。毛泽东当然不会同意张闻天的建议，张闻天当总书记，那么毛泽东就是中央的实际的领导，如果换成张国焘就不同了。所以毛泽东建议，周恩来你下来，把红军总政委的位置让给张国焘，周恩来欣然应允。周恩来始终位于中共核心领导层，在历次政治风波中屹立不倒，身前身后都鲜有非议，和他的高风亮节很有关系。于是在会师一个月后的芦花会议上，张国焘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总政委，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虽然只有他和陈昌浩两个人调入中央，好在毛泽东也还什么正经职务没有嘛，所以张国焘接受了这个任命，这算是两个实力派暂时达成了妥协。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那就发布命令，
各兵团首长：
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
各军首长：
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更，军委现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
红军目前所处的川西北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粮食产量极少，老百姓自己都吃不饱，哪有多余的粮食给这十万红军啊，于是红军就来老一套，看见最金碧辉煌的地方就是土司的碉楼和喇嘛庙了，那必定是土豪无疑，于是就“打土豪”，这招可是屡试不爽啊，可在这藏民为主的地区就失灵了，你胆敢打土司打喇嘛庙，那还了得，那是亵渎神灵的，非但没发动起群众，反而是藏区群众同仇敌忾，大家四处躲藏，把不多的粮食坚壁清野，红军可难过喽。十万人呐，岂不要活活饿死。红军开始大规模的筹粮，第一呢，就是买，我给你钱，你把粮给我，可这招基本行不通，首先说在这穷困的地区，粮食就是命，基本是无价之宝，第二，也找不到什么百姓，本来就没什么人，再故意躲着你红军，你哪找去。于是也别提什么秋毫无犯了，什么地窖里，山洞中，老百姓的藏粮点被饥饿的红军一个个找到了，然后就写个借条，内容是“因取粮食时主人已逃，钱不便交与谁人，特按所吃粮食定出价格，说明以后如遇任何红军，即可持此券去接钱”。说白了，就是明抢了。本就不好的民族关系急剧恶化，所以红军必须离开这里，离开没有敌兵的荒凉的高原，去一个土地更肥沃、人口更稠密的地方。
大家初定的方向是北上，争取在陕甘建立苏区，但在松潘遇到国军大将胡宗南的顽强抵抗，无功而返。只得改变行军方向，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以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４军、３０军组成右路军，由中央直接领导，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红一方面军五军团、３２军（原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９军、３１军、３３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
大家初定的方向是北上，争取在陕甘建立苏区，但在松潘遇到国军大将胡宗南的顽强抵抗，无功而返。只得改变行军方向，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以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４军、３０军组成右路军，由中央直接领导，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红一方面军五军团、３２军（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