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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5月，国军又开始围剿了，这是第四次围剿，蒋介石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方式，首先集中30万人马攻击鄂豫皖根据地，鄂豫皖的领导人是张国焘，此人论学历，是北大毕业，论资历人家参加了中共一大，并且在一大上就被选为了党的领导，此时白手起家建立了鄂豫皖根据地，还拥有了一支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也足见能力不错，这里说明一下，鄂豫皖苏区与中央苏区并未打通，相互之间相互策应本来就有诸多不便，加上红军本来就是各自为战的武装力量，东一股西一股拼凑而成，虽然都叫红军，但却山头林立，以至于解放后拜将封侯之时，还要考虑平衡各个山头的利益呢，因此说，党中央对红军的统一领导并未落实，一打起仗来，还是各自为战。此时，敌人几十万大军杀来，张国焘、徐向前一看不好，留下俩师和你打打游击，剩下的一声令下，撤，就跑到川陕边界去了。之后，蒋介石亲督大军攻击中央苏区，这次人马已经凑到了40万，而且还有了空军支持，可说是势在必得。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被剥夺了军职，中央派来的周恩来代替他成了总政委，可周恩来对部队实际情况并不熟悉，加上此人极会做人，自己初来乍到，还是低调些好，所以第四次反围剿的指挥工作就交给朱德全权负责。南昌起义的时候，朱德的职务是排在贺龙、叶挺、叶剑英、刘伯承之下的，很多人认为朱德后来之所以一直是中共军队的总司令以及后面成为十大元帅之首，是归功于他阴差阳错的先上了井冈山，其实这只是一个原因而已，而且不是一个主要原因，南昌起义时的连长林彪后来的排位还在他们几个之上呢；说白了，那个时代是不兴滥竽充数的，是骡子是马溜溜看，朱德有机会先上井冈山，只不过先得到了一个溜溜的资格，但最终牢固的占据中共军队一把手的位置，则完全是因为其出色的军事素养和智慧才能。
第四次反围剿中，红一方面军总共只有7万人，而红四方面军在自己逃脱后，也未能再给予红一方面军任何的有效支持，但这样的危难也给了朱德展示自己的空间，朱德不会像彭德怀那样拼掉一万，整死你两万，因为那样红军不够拼的，朱德也没有象徐向前那样，以撤出根据地来换回部队的完整，根据地打下来不容易，岂能轻易放弃。朱德为人极其沉稳，作战组织又体现出和他的性格不同的灵活，彭德怀是目的定好，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林彪是根据实际情况，定战斗目标，打哪指哪，朱德不能跟这二位一样，他是总指挥，他必须要有战略目标，但他又懂得妥协，一旦发现目标难于达成，他会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制定目标。最终，在朱德的指挥下，红军利用对苏区地形熟悉，耳目众多的优势，两次成功的诱敌深入，并以大兵团设伏，最终大破敌军，非但寸土未失，还使红一方面军加地方武装超过了8万人。
可就在地盘在扩大，军力大发展的时候，中共中央搬过来了。这个中央是由苏联扶植并确立的，博古在接替向忠发工作，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行总书记之职，指挥全党时，年仅23岁，搁现在也就是出入各大招聘会，四处投投简历的年龄，你直接让他领导中国革命，岂不扯淡。也许苏联认为，一个传声筒，岁数大小无所谓，只要俄文够好就行。接着共产国际又为苏区派来一位军事顾问——李德，这哥们32年毕业于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之后就来中国了，没带过兵，也没打过仗，和当初派给黄埔军校的那些个教官不可同日而语。
博古先留法后留苏，接受了正统的苏式马克思主义教育，亲眼目睹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风采，在他看来，苏联的先进经验是必须学习的，执行苏联的命令是组织原则，跟他们这些饱喝洋墨水的比起来，毛泽东的学历就太低了，即没见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也不清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当然就更无法和他们比了，整天想着占山为王，不思进取，按你老毛的主张，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夺取革命胜利啊，要不是你毛泽东在根据地有些威望，我直接就把你给撸了，因此才给毛泽东弄了个“国家主席”的闲职，此时的国民政府和苏维埃政府实行的都是“党国”体制，即党指挥枪，枪指挥政府，所以此时26岁的博古就成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真正的一把手，风光无限。
蒋介石组织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这一次，国军方面接受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第一、不再轻敌，要把红军当一个强力的对手。第二、不求速胜，而是步步为营。就这两条的改变，实际使战场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当我认真对待你的时候，我会更缜密的调动军队，不给你局部优势的机会，这对于人数和装备占优的国军是相对容易的。第二点尤为重要，蒋介石说了，匪区不过500里，我们每天推进两里，不到一年也就把他推平，于是国军这次采取的战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攻陷一处，成功后不急于继续用兵，而是深沟高垒严密驻防，整顿民团，发给武器，使他们平时能够充当宪兵警察维持社会治安，战时可直接参战，由各师党部遵照《农村土地处理条例》、《农村合作社组织条例》等推行“二五减租”，也就是允许地主出租土地让佃农耕种，但租金要在原来基础上降低25％，办理土地登记，组织农村合作社等，以推行农村改良；由军队党部人员会同县长，负责采办民食，办理平籴，发放医药，招抚投诚，实施救济，组织感化等，以转化民众心理；根据行营颁布的《剿匪区内招抚投诚赤匪暂行办法》和《胁从与自新分子办法纲要》等，由各师党部会同县政府、区公所办理自新自首。除行营或省设感化院外，各部队设临时战地投诚俘虏收容所，地方设感化班、劳动团，以推行心理瓦解战术【注39】。这招太厉害了，也就是说，打下一个地方就要稳固一个地方，然后再往下推进，特别是“二五减租”政策，比红军的“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要温和的多，也更具合理性，今天我没田地，把土豪打了，分了地，回头我努力耕种，有了结余，你好吃懒做，败了家，是不是一样也可以把我打倒，再分我的地啊。再加上打土豪风险太大，减个25％虽然不如不缴，但总算有甜头啊，总比今天分了地主的地，种完了，再让人家抢回去来的划算，事后证明，国民政府《农村土地处理条例》、《剿匪区内招抚投诚赤匪暂行办法》、《胁从与自新分子办法纲要》几条政策的实施，对于瓦解红色政权，打击红军士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此下去，没有战略纵深的苏区如何应对呢？
蒋介石命令“土匪用种种巧妙的方法来骚扰我们，我们只有先集结兵力，坚筑工事，用一个呆笨方法自己固守起来！以后再找好的机会来消灭他！土匪用声东击西，摇旗呐喊，以及种种虚声恫吓装模作样的巧妙方法来骚扰我们耳目，打击我们的精神，从而讨取便宜，我们只有一概不管，自己实实在在准备自己的实力，强固自己的工事，拿我们一切实在的东西，来对付土匪一切虚伪的花样，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注40】，这么打下去，根本不需要全境占领，只要占到一半，苏区定会大乱，无以为继，毕竟苏区没有后方，根本打不起这样的消耗战。
红军此时的最高军事当局是由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三人团”，这三位都无直接指挥部队的经验，而国军的堡垒政策，也确实棘手。前三次围剿，主要是地方军阀为主，而从第四次围剿开始，蒋介石亲任统帅，开始调动他的嫡系中央军，也就是那个由黄埔军人为骨干建立起来的部队，第四次围剿虽然没能拿下中央苏区，可是将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给端了，使得中央苏区孤立无援。等到第五次围剿时，因为《塘沽协定》签订，日本人在华北的攻势暂停，而由于日本人的入侵导致一直纷争不断的国民政府竟然团结了起来，以至于这次蒋介石可以调动50万大军，倾力而为。
可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呢？加上地方武装，总共10万人，如果任由国民党步步为营的推进，那么“国将不国”，“三人团”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据险而守，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用钢铁的意志，对抗凶悍的敌人，在前几次反围剿时，红军